从烟袋斜街绕到前海，自打荷花市场的牌坊起，空气里就弥漫开商业的味道。鳞次栉比的酒吧，光鲜亮丽的服务员，白天的前海已经不难叫人臆想夜下的色彩了。

到了银锭桥，再往北望去，便是人们相传的后海。有人说后海是北京的眼，也有人说后海是这个诺大京城里唯一可以叫人安心发呆的地方。或许是吧。我大抵就是带着这类似膜拜的心来寻找这百年前的皇家码头的。

银锭桥有一景，叫“银锭观山”，一旁的老人说天好的时候可以看见远远的西山。或许古人可以享用这远眺的美色，如今的人，差不多就只能联想了。银锭桥很短，撑不过十多米长。只是桥上下实在不枉称是车水马龙：各色肤色的人，各类造型的车，各种动力的船，就在这桥上桥下川流不息。人们大多在拍照，又或者在想念过去传说的故事。就是这座出了名的小桥，横跨着，分割开白天的前海后海，也分隔开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眼。

白天的后海与这个外围的城，是格格不入的。他好像是另一番光景，与你我印象中的北京毫无关系。我带着江南的茶，来探访这北地的静。

我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想到来后海发呆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出神的地方。顺着后海南沿，一路扶着石栏，就凭空望着这一汪似静非静似动未动的水。偶尔是喜鹊划过栖上柳梢的动静。这一切如不发生也是合理该然，若是发生了，一声鹊鸣突如其来，却又来得恰如其分——静谧是需要被偶然打破才凸显得更加幽然。

后海沿岸不似那马路上的车噪人杂，却也别有风情。岸边石椅上坐着看书闲聊谈情说爱或者行累休息的人；石栏靠水的一侧，又倚坐着老老少少垂钓的人。他们的工具都是极其简单的，只是只小水盆，一盒饵虫，一支杆，就能悠闲的享受了。我那些繁琐的渔具，反倒似乎少了这种钓鱼该有的一份随性了。无论人们在这里做什么，静是他们共同遵循的法则：垂钓的人自然是不必说；看书的人也享受着默默阅读的雅；闲聊休息的人轻声耳语，安然感受着对岸杨柳清风的惬意；恋爱的人更是小声，生怕情话为外人分担了一般。这里有百样人，却是一样的静心。

当然，后海也不会是这样一尘不变的的静下去。你会听见小鸭的鸣啼，会听见风拍枝叶的脆响，会听见那老旧自行车颠簸得铃铛车身一齐击碰的声音。若然是走在沿路边的地方，便时时会有黄包车夫拉你上车的吆喝——多少有些破坏了我安步当车的心情——而这小路上，排着一条线的，是那些已经载上客的红篷小车。车夫正一边打着铃铛一边用京腔介绍着什刹海一片。这般声音好似不绝于耳。

后海的水面上也是颇有番趣味的。倒垂的柳枝直插水中，风动着柳条，枝叶挑逗着水面，阵阵涟漪。大片沿岸的水面都圈着碧绿的水葫芦，一眼过去，重重叠叠，风一扬，便高低起伏起来。鸭子船、电瓶船、人力浆船在这水面上悄悄错落着，一支支漂在水面上，似是哪里也不去，又像是哪里都尽览过一般，静在水上。还有来游泳的人，他们大概是唯一时刻打破清幽水面的群体，凫在水中，时上时下，翻起波来。

后海有一处景是别致的——一处“太极拳”的老者铜像，以两侧镂窗石墙围着，居民们却在那镂窗上绑了绳子，晾起大花被褥来。“这是一番好景。”我实实在在赞着。后海的生活氛围便大概如此。简单坦白到毫不掩盖。打太极和晒被子的情趣乐在其中。这也许就是我想找的北京之眼。

我坐在临街的小公园里，一侧是不知从何而来的老北京相声段子：侯宝林的《文绍关》。两边的廊凳上躺卧着打盹的人，背书的人，麻雀的声音也不晓得在身后哪堆树丛里叽叽喳喳。我喝着南方的茶，靠在廊柱上，记下我所感觉到的后海——白天的后海。

入夜后，我还逗留在后海，这时的后海是一份携醉入梦、不望生死的酒色。这一刻，在后海两沿，茶浓酒淡情深意长。我看着满眼灯红酒绿，听着满腔莺声燕语，突然开始缅怀起白天的后海了。他似乎在月幕下，死去了。这与我独自一人游走其间的事实无关，全乎心情——我是寻着这幽然的叫人情不自禁发呆的后海来。是冲着那阳光树荫下的钓者、午休者，还有两岸羞涩的情侣们所构建的那片后海而来的。而这一切都是白天里的后海。

回到银锭桥，站在桥头，我远望起来——眼前近处是刚刚享受过的后海全景，远方是古人“银锭观山”的情怀。我想到的却是另外的四字：宁静致远。

那是一次不经意的相拥抱
冰封的心再次泛了浪潮
那些恩怨情仇怎也断不了
终究还是要将我围绕

你的过去你能否忘得了
睁开双眼来看看我的好
你的笑容总是比那花儿还娇
你又叫我如何能忘了

是天赐的姻缘到老
还是擦肩而过的苦笑
我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
只想看见你对我的微笑

是注定的坎坷也算了
是你无心的绝情也算了
我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
我的心只想把你再拥抱

就算现实总是让人觉得寂寥
就算未来还没有人知道
就算伤痛也许总避不了
现在就放弃会不会太轻挑

我发现我已经越来越无法折腾一些长篇大论了。如今能写下五六百字，已然是一件伟大的工程了。几年前有人问我如何能每个礼拜都写那么千把来字。我说不知道。而现在，一个月也憋不出五六百字的时候，我也可以同样不知道为什么。

又或者，为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只是我早就不在习惯于那样的侃侃而谈。我只想说一句话，或者最多是那么一段话，然后留下所有的空白，给想去填空的人，慢慢玩耍。

我推荐了一部叫做《香水》的电影，其实是两年前别人推荐给我的。于是我就这么一直存在电脑里，像是养着老酒一样，动也不动地让它沉淀着。于是自然会有一种揭开封泥时陶醉的芳香，引动着我。我看了一部就是这样讲述了芳香的电影，如同美酒。我说我要写一篇影评，以记录我的感情。我坚持着只用我最初的观感印象来完成，用我留下的所有精彩记忆来构建。可是我竟然记不得主角的名字。我写了很久，却怎么也写不完。越来越觉得冗长的文字，让我开始自觉压迫起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那么两段话，两段我觉得完全可以概括电影全部的话，却偏偏被这长篇累牍的文字，掩埋得不见踪迹。

我想说其实天使的芬芳就是那可以波动人心最深的欲望的引子，无论是祈祷，性爱，哪怕是宽恕的心。我们终究没有禁欲主义的资本。或者当我们以为这是一切宗教教条的基础时，我们敬仰的神，又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深恶痛绝的欲望世界。哪怕是通过嗅觉，我们最脆弱不堪又难以顾及的防线。什么是第十三瓶神奇的香精？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的根源。它自古就是那样，可以萦绕千年，其香悠悠。

我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无论他拥有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异禀。让·马普蒂特斯·格雷诺耶就是这么一个别具天赋，却注定毫无气息留下的可怜人。他的母亲死了，在他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中，被判处了绞刑，以谋杀婴儿之罪名。他的收养人死了，再把他卖给制革铺工头之后，因为乍富而被抢劫。他的第一任老板，那个制革铺的工头被车撞死了，就在把他卖给香水商之后。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第二任老板，那个香水商，也在放他去格拉斯城后，北年久失修的坍塌老屋压死了。或许后来那些接触了格雷诺耶的人没有死，不过他们却因为那场可怕的乱伦，而选择完全忘记他。他注定不会被任何人想起，哪怕提及。后来他用他那瓶天使的芳香林在了自己身上，或许他是想给他这个毫无体味的可怜人留下一些叫人想起的念头，可他却被那些对神祉无比敬仰的人像分西瓜一样分食的异常干净，就连一点骨头的残渣也不曾剩下。于是，格雷诺耶，这个可能在历史上真的存在香水天才，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就好像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卑鄙的世界一般。有些东西，或许真的是注定而不可变改的。人力，又究竟能扭转多少。

这便是能对这个电影留下的所有印象。没有那些细枝末节的描述，或者我已经过了那个事无巨细的年纪了。我只能留下我最简单的感叹罢了。

若干个朋友问我对那部《我的团长我的团》有什么感想。我说我看了，当作一个喜剧在看。不是我不想说什么，而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说得更加精彩，除了那个其实反复被剧中人颠来倒去挂在嘴边的话——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不可能有太多的感叹，尤其在这个我已经不习惯高谈阔论的年纪。我还是喜欢用那句话来评价这个故事的全部：“我们，也要活啊。”

这是美国人在给李光耀做的访谈报告里下的标题。美国人想知道，这个创造了新加坡发展奇迹的老人，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底有多少嗜好——而结论也大概不难预料，这位新加坡的传奇人物，只给了这么一个回答，亚洲有亚洲的道路，CULTURE IS DESTINY。

世道的不太平似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折腾是不变的主题。泰国人闹完了黄衫闹红衫，日本人换完了首相换内阁，朝鲜半岛上飞弹火箭卫星稀里糊涂分不清。好不容易开一个博鳌论坛，成龙一句：“中国人是要管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但该除了腥膻色，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话题了。你看看，香港台湾，就像打了兴奋剂，前天说一遍，昨天说一遍，今天重复一遍，明天又要再来一遍。要说看见成龙的奴性，我说不好；不过你要说看见了穷人乍富的小人得志，我看着香港台湾演绎得挺不错。

姑且不说成龙原本只是再说文化产业需要管一管，不能光有人说，没有人负责。港台民主自由的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掐头去尾取中段，这就一下成了不管什么方面，中国人都需要管。好吧，管管也不错。

一年前我说马英九终究是个养不熟的小狼狗，你给他多少肉，他都不会敬业地摇尾巴。那时候多少人都说不会，都说两岸能走上新的开始，使馆的人说，你还是把你的这篇文章发在一个非官方的论坛上吧。结果一年过去了。小狼狗吃着肉和美国人说，我们只谈经济，不统不武不独。你没看他把“不统”放在第一个？！现在大家觉得不对了。怎么办？晚了。

香港人也有些意思。平时不温不火，奥运时候说自己是中国人，奶粉出了问题就说自己是香港人。不要说我们外人看不明白他们是哪里人，估计连他们自己都有些混乱不清。一百年的殖民奴终究还是后患无穷。不过他们倒是不惹人厌，毕竟就是个搞金融的，泥鳅闹也闹不起三层浪。

我学了三年的西方政治社会文化，到毕业时，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说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纠缠了我三年，到底还是没有弄清楚。结果教授一笑了之，对面的老外两手一摊。结果是谁也解释不了我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我释然了：原来这三年，不是只有我一个在纠结着。对面那个老外学了四年，两鬓斑白的教授更是不知道折腾了多久。

亚洲走过了千年的文化，从第一个封建王朝开始，大概就注定这个土地上不该有西方人端枪围猎造就的民主。英国人也有皇室，结果英国人的两党制搞得不错。泰国人也搞个皇室，结果弄得连国际机场都莫名其妙地被强占了。日本倒是好一些，除了两年换了三任首相。韩国的民主也不错，金大中忙活了多少年的“阳光政策”，结果CEO总统一上台就搅黄了。现在大家都在捏着枪，琢磨着什么时候半岛一乱，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人搞民主，就是穷折腾。李光耀那句话，宿命。

台湾岛上叫嚣着成龙没资格说台湾，不懂得民主政治。结果第二天“立法院”开会就是红男绿女大打出手。女的大叫：“女人为了名节，打你就对了！”好吧，这就成了名节了。我看台湾也不要搞什么“立法”了，弄条街，立上一堆贞节牌坊好了。

很多人和我说，大陆也要搞民主，而且一定要搞。我笑了，说，你看看台湾，前车之鉴。我借李光耀的那句话，宿命。

毕业论文我写了如此的最后一段：“Although a modern society requires systems to maintain order, to balance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to govern smoothly, the western democracy with all its benefits cannot guarantee happiness or an ideal society in Asian countries. In the East Asian tradition, countries followed a sequence of ‘development first, democratization later’. A simple and naive transformation of full western-style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will just bring more turmoil to this big coun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cannot benefit China’s development at all. Moreover, when people carefully go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the western type democratization was no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economic miracle in the NIEs.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was under martial law, and South Korea was under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我不是搞历史的。说破了天，也最多是个半路出家，看过些和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系的东西——自然也是偏颇得很，只是关于我感兴趣的那些部分的史料记载罢了。

所以要我说这个题目，《反观历史》，多少有些不太合适，也显得有些越俎代庖了。所以我没有用“反思”，而是用了“反观”。

有时候说道起那些中国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我一直说我们这一代人“愚了，而且愚得厉害”。中国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文化——喜欢搞死人。有的人死了那是死得好，因为他/她是“死亡崇拜”垂幸的宠儿：死得价值嘛！死了就成了英雄，成了模范，成了救世主！生前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一笔勾销，用郁秀的话说，想起来都是好的。还有一种人就惨兮兮了，死了就成了千人指万人唾的靶子，你能想到的所有骂名，都不足为过：什么卖国贼，什么狗汉奸，这个时候中国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倒是可以一览无余。我们喜欢搞死人，为什么？因为死人不会说话。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他/她不会从地底爬起来，告你诽谤，向你索赔！

中国人文雅，一向慎言。鲜有敢直谏当权者的，多半都是借古讽今。我看过不少自觉有识之士，更是血气方刚，每每把自己看得好比活着的救世主，大有一言兴邦的才华。不过也不敢直说什么，处处隐晦，然后顶着“致中和”的哲学道理。所以他们只敢骂死人：骂死人卖国，就显得自己忠君；骂死人无耻，就显得自己高洁；骂死人愚昧，就显得自己聪慧；骂死人猥琐，就显得自己光明……愚得很嘛！

而这死者，又何辜？而这历史，和这一篇篇历史教育出来的人，都是需要反观反观的。

我说啊，是我们自己把事情搞坏了。怨不得别人。学历史的都知道，这门学问第一要紧的，就是客观。什么是客观？翻翻新华字典：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不加个人偏见。

这一点，多数人做不到嘛。所以我总是有个想法，这世界上，鲜有历史学的大家——不是没有，是少，少之又少的少。比如一个人喜欢一个政党，那就条件反射一样，讨厌另一个政党。政治信仰本来是自由的，无可厚非，不过你要是问起来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党？他也不知道，或者说是一知半解。全凭一种年少冲动，浅得很。你说他/她没调查过吗？他/她还真的研究过些只言片语，不过来的不那么全面罢了，人嘛，都一样，只是拣好听的听，拣喜欢看的看。偏听则暗。不过说到底，还是一个自由问题。旁人做不得指指戳戳。

只是历史这东西不是自由的，不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它得有个根据，一个很大的根据，一个大到我们不能信口开河的根据。我说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争议的人太多。你说红颜祸水，那是辱了这中国千年来的所有女人。男人是王，你说王相上你了，你是从是不从？！难道要这一个个美人儿都慷慨就义吗？一句“自古红颜多薄命”不值得一条条活生生的性命啊！好吧，人嘛，难免贪图些享受，反正都是要嫁人，又被王看上了，自己又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身，能吃香喝辣的，为什么不嫁呢？嫁便嫁了，这男欢女爱闺帏之间的事情，本不足与外人道，可偏偏到了国破家亡，就都是女人的过错——掩面挥手，悔一句“红颜祸水”，男人就可以把治国无方的过失推得一干二净的，要是能大义凛然决决赴死，反倒还能混个英雄。数数今天，还有多少人在骂褒姒？还有多少人在责备妲己？就是这大男子主义，英雄主义，害了我们多少学历史的后人！封建得很！

不说女人，说说男人。我最近看曾国藩，看李鸿章，看陈独秀。各家褒贬不一。我说，愚得很！这些妄加批评的人，混得很！我们是在搞历史，不是在搞左倾右倾路线问题。为什么要弄得义正言辞恨不得鞭尸挞伐锉骨扬灰？！我不评价我这个时代的事情，或者说我身前身后十年间的事情，因为我还身在其中，难免失了客观性。不过这过去了百多年的事情，有什么说不得的？！该是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嘛！你说曾国藩中体西用是愚忠，我说他要是不愚忠，连洋务运动也搞不了！你说李鸿章丧权辱国失了我中华半壁江山，我说他要是不去媾和条约，我们连这另外半壁怕也保不住了！你说陈独秀里通外国做汉奸，我说没有他求学异邦，我们怕连后来的复兴变革也要再延十年！

我不说这些人做了什么好事，要从民族情感上来说，我也说不出口。不过历史不是什么过家家的事情，它有它的环境，你改不了，在其位谋其政，有些东西身不由己的，就是要客观给一个公论，不要搞个人攻击。“将心比心”，我就说我自己，要是在那个年代，要是有那样的远见，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这关系到你到底是要皎皎高洁而孤芳自赏？还是甘受骂名而周全一方？只是多数人鼠目得很，喜欢搞什么一时兴起的英雄主义，自己风光了，也管不得后来人的死活。那才是千古罪人！做人，和看历史一样，得客观，要能顾得上大局。只窥一斑，你知道你看的是猎豹还是花猫？

有过的要批，有功的也要褒。这是基本。但是批过也要看看大环境，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不得已的。自己生产搞不好粮食歉收了，这是人为的。久不逢雨蝗灾肆虐，粮食颗粒无收，那是天灾，你怨也怨不到个人，怨到个人，就是这发难者无知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不能苛求这镜子一定要是圆的还是方的。重点是要能透过这镜子，看到自己，认清自己，懂取舍，晓进退。我看李鸿章就很好，死了以后除了老家的祖宅和田地，就没有什么遗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缺的，更是要学的。既然要看了，那就多看看，看全些，不要怕麻烦，不要用什么“一言以蔽之”这样的词，偏颇得很！愚得厉害了！

二零零八年一月：
开始着手申请研究生。
同时，本科生涯似乎很快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第一次做助教，以四年级生的身份教二年级的学生，不知道这一批人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所幸我也同样受着考试成绩的煎熬，将心比心，他们的日子应该还算是好过的。

二零零八年二月：
收到第一份工资。
月中收到UBC的录取通知。
农历新年那天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唐装。那天下课，几个教授看见我，都说：“新年快乐！”

二零零八年三月：
接受了UBC的录取通知。同时， U of T和McGill的申请还没有消息。
开始担心经济学的毕业论文，所有的东西依旧毫无头绪。小组工作越来越艰难，我也第一次觉得原来我对黑人的好感远没有我想得那么博爱。
社会学的课程相对好一些。只是论文的立题开始有些剑走偏锋了。我说，恐怖主义其实是一种被迫无奈。
下旬，去了一次渥太华公共图书馆，听了一场DA LAI秘书的演讲。原来西藏人说的英语，真的很难懂。

二零零八年四月：
收到U of T的录取通知。后来决定找了个很牵强的理由拒绝了已经接受的UBC，而转去多伦多上研究生。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中旬，在渥太华国会山前搞了一次反ZD游行。那天很冷。

二零零八年五月：
郁金香开的时候，依旧出门留下了很多照片。照片里，依旧没有人，只有花草。
又是在国会山前，学生会搞了一次支持奥运的长跑。之前写了一份宣言稿，而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一份是几经修改的产物，已经是面目全非到不敢相认了。后来去照了些宣传照片，写了份新闻通告，算是交差了。
亚裔文化月怂恿了一批好心人去做志愿者。一年前我说中方办这个活动办得很不好，一年后我也参与了，原来真得很不好办……文化宣传变成了小商品市场，只是今年我也身在其中，没有立场再挑剔什么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
收到McGill的录取通知，直接扔进了垃圾箱。
开始沉迷犯罪学，后悔当初没有选这个专业。后来发现原来所有的犯罪类电影都是乱说的，真正的调查远没有那么神奇有趣。
最后一个学期结束。以两门A+画上一个句点。

二零零八年七月：
回到国内。
看见病榻上的祖父，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脆弱。
开始家里，医院，饭店这样毫不相关的三点一线的生活。日子，过得有些莫名其妙。

二零零八年八月：
在厦门待了些日子。其实我还是喜欢那种很悠闲的节奏。
同学聚会的感言总是马上谁谁谁也要出国了，或者很快谁谁谁就打算结婚了。
帮刚刚从加拿大毕业回来的兄弟相亲，才发现自己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

二零零八年九月：
回到多伦多，心烦意乱了很久。
表哥不经意说漏了嘴，原来祖父在我落地多伦多的那一天过世了。我一直以为我会无比伤感，原来没有——我感念这位一生廉洁心地善良的老人解脱了。不仅仅是病痛，更是离开这个早已堕落的世间。庙里的师父说他去了极乐净土，地藏王菩萨引渡了他。这一点我坚信不疑。祖父一生，值得这样的归处。

二零零八年十月：
研究生的生活似乎比我想象的要甘苦很多。不过有一群同学在一起奋斗，倒也不算寂寞。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学海无涯苦作舟。
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的念头。新的人生计划开始拟定了。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渥太华，本科毕业典礼。父母过来一起参加是一种很难得的感觉。四年的努力换来一块奖章，也是曾经一段时光的告结。
写论文，第一次遇到一篇文章读了四遍还没有读懂的——第一次心甘情愿地用“浅薄”来形容自己。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乘放假又回了一趟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一次彻彻底底的校园之旅。看了不少学校。
《渥京笔记》也在这次旅程之后开始真正着笔。只是写了很久，也只写成一半，开始感叹自己的中文能力越发不如从前了。
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有些感触了。本命年过去，母亲忽然对我说，来年你就可以去谈恋爱了。我只是“哈”了一声。
经济环境依旧不好，谁知道明年我又会写出什么样的年鉴。

男人写男人是乏味的，男人写女人是偏颇的

         礼仪这种东西只是拿来说说的。其实从动物进化到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了礼教和章条来约束人的本色，算不得一种进步——相反，应该是可以归咎成衰退的。

         酒和男人都是话题，只是多数情况下不必说罢了。凭心而论，我并不算贪酒，只是真的要喝起来，也不推托而已。这里面多少有些所谓的面子问题。酒杯交影下的男人之间，总是免不了些江湖流气，想避免，也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带着江湖气的，又何止这酒过三巡。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男人之间喜欢相互称作“兄弟”——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叫人备感亲切的称呼。人生下来，就是带着江湖味儿，改不了，也改不得——约束，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矫枉过正的。

         在渥太华最初的那一年，生活算得上是纠结的。很多年前在国内，生活的算是悠闲，除了学习和考试，也倒不用担心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听学姐一次次说起“纠结”这个词，实在是没有什么感触可言，只以为那是什么少女情怀罢了。到自己去感受纠结时，便没有了那种不以为是的豁然。那些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比如选择，比如情感，比如女人，一下纠缠在一起，就是那么难解难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没有什么是简单的，即便是看上其很单纯的，也极有可能是最探不着底的。有时候我也会想，到底是什么才能叫一个人越陷越深？其实什么也不是，与旁物无关，只是自己心甘情愿罢了。人，是一种习惯于自残的动物。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如今也实在记不起来了。过去的事情，很多，我都选择忘记——好记性有时候是得不偿失的。只是记得那时候有个男人和我说，“人要对自己好，你伤害自己，我们看着伤心”。感悟也是一瞬间的事情，我才知道，原来“兄弟”这个词的那些江湖味儿，是要这么品的。

         那屋子里曾几何时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理想的几个男人们，如今也只剩下记忆了。大部分的人开始各奔东西，上班的，上学的。倒是唯一不变的，都还是执着着一开始那些目标，都还是那么坚持。最后一次从我那曾经的住处经过，远远看着那熟悉的窗口，脑子里竟是兀突地想起家里的那些酒杯，闲置了好久。

         而说起女人，每到动笔便会踌躇一些。大抵只有《琉璃笔记》里的那个女人，是我唯一可以下笔直言的，因为那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了。“女人如水”，这是一种赞美，而这种赞美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无法再公正地描写任何一个女人。男人写女人，是偏颇的。

         我还是喜欢那种修长的女子，这是小时候学画画留下的后遗症。书上说人的完美标准是站七坐五蹲三：站起来身长七头，坐下时身长五头，蹲下去身长三头。不知道是书本太矫情，还是世间太多不完美，这些年我也鲜少有见到这样的女子。只是标准已立，如影随形，在看着这现实的周遭，我倒是会憎恨起那本教科书来。书看多了，人就会变傻。

         我钟意看花草，因为美；我钟意看山水，因为美；我钟意看那些标致的女子，同样也是因为美。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冠冕堂皇遮掩的，比如嗜好美。假如人真的有什么天性，那就准是对美的追求——自古以来，我们看见那些值得赞美的，也都是无外乎和美搭边儿的形形色色。至于后来的世俗礼教和人原本无谓的道貌岸然的羞耻心，才叫大多数人把这些本性压抑起来，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这才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倒退。

         爱看花草，却小心避免那秋末的景象；爱看山水，却不去看那夕阳西下；爱看美人也是这样，是要保持些距离的——若然看着故人迟暮，就该是一种折磨而决非什么享受了。“云”、“水”，都是我自觉得可以拿来形容女子最好的辞藻，而这两种之为物，又都偏偏是那么不可捉摸且遥不可及。美人，是只能放在博物馆里的。就像周敦颐写了《爱莲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男人女人，永远都是说不完的，只是我开始越来越不习惯说自己的故事，无论是关于那些男人的，还是那些女人的。身边的人虽不算多，倒也算不上少，要是单说到谁而又没有说到谁，这本身也是一种乏味和偏颇。不如算了，且是罢了罢了……

“我到底是爱着你，还是爱着我自己”

         整理这些年的文件时，找到零五年想写的一出话剧。只是写了第一幕，便再也没有写完。如今也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大概还是因为懒惰吧。既然事隔三年都没能完成的东西，大概是注定不能成稿了，于是留下第一幕的一段，其他的，还是扔掉好了——

[第一幕。灯光起，聚焦舞台中央的木制模特。“啪”一声模特的一只膀子掉落地上。老者出场。灯光打在老者脚上。]

　　老者[声弱]：掉了，又掉了，这是要一天掉几回？！[灯光缓缓上升，照在老者脸部。]

[老者靠近模特，慢慢弯下腰，慢慢拾起膀子，又慢慢安上。雷声起。风吹打玻璃窗声。]

　　老者：这屋子老了，外面都已经爬满了地棉。这一到刮风下雨的，就像是要倒了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也不知道要闹腾到什么时候。我也老了，老得厉害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也不知道还能拖多久——不过怕也是久不了的。[模特的膀子无法安上， 又掉了下来。老者长叹一声。]唉……其实，你也老了，老得比我还厉害……

[老者慢慢弯下腰，把膀子放在模特脚边。缓缓向舞台中央的长条靠背藤椅挪过去。]

　　老者[慢慢摇头]：算了算了，老了就是老了，没用的终究还是要没用的。

[老者靠近椅子，缓身坐下，向后挪了挪，靠在椅背上。两束灯光，一束打在模特身上，一束照着老者。]

　　老者[咳嗽]：你说，如果我死了，我会不会在那个世界看见她？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那个我不在乎。[稍作停顿。]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想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好事，当然，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圣经上真的说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话——那我应该是可以上天堂的。其实我也没有真的看过什么《出埃及记》，这个于我，也并不重要。[再作停顿。]那么她会不会在天堂？如果我去了这头，而她又去了那头，那可真的是讽刺得很了。

[老者直起身子，扭头，看看模特。摇摇头，又靠在椅背上。]

　　老者：我把你放在这儿，是因为你安静。可是现在，我又开始恨这种安静了。

[雨声起。]

　　老者：又下雨了……她走的那天也是下雨的，我还记得。我猜想就算我们在天堂[稍作停顿。]或者地狱里碰着面了，她大概也不会理睬我。她走的那天，我没去送她……[稍顿。]不过说真的，我那个时候也不想去送她，这是真心的，我就不想再看见她，哪怕是在墓碑上的照片。我不喜欢红白事，更不用说是她的了，红的，白的。

[雷声。老者起身，慢慢走到模特身边，一手搭在模特断去的肩膀上。]

　　老者：人啊，经过现在的时候，都是被蒙上眼睛的。我和她，都是一样的。只能通过感觉来 猜测所遭遇的实际情况。直到后来，当蒙眼布解下后，才清楚地看见了过去。她走了，不知道她走的时候看见了什么；而我，倒是搞清楚我经历了什么——现在，才有机会得以发现其中的意义。

　　老者[咳嗽]：想想过去的那些年，她对我而言，就是地狱！真正的地狱，是没有什么火刑和绞架的。可怜的我，竟然完全迷失在那里面，找不到出路。可是她走了，我倒又焦虑起来——我这平淡无奇的生活的另一端，和她的际遇一样，如此脆弱——被无缘无故抛进这个世界，却又注定要以一死告终。

[老者慢慢弯腰，慢慢拾起断下的膀子，然后慢慢走回藤椅坐下。把膀子放在腿上，两手搭在膀子上。]

　　老者：我以为你不会老的，结果你也老了，也残疾了。其实你和我们一样，谁也逃不出时间的命运。我们都是这样的：毫无理由地诞生了，苟延残喘地活着，然后偶然地死去了。

[风雨声转大。]

　　老者：其实我对她的死，依然耿耿于怀。我并不恨她，也希望她不会在天堂……[稍顿。]或者地狱里恨我。也许她的存在是一种善，只有由于我的同时存在，这种善变成了恶。可悲的是我们都不自觉地禁锢在自己的存在里，既不能理解别人，也不愿意叫别人理解自己，于是才产生了那些不公正的判断。

[雨声渐小。老者轻轻摸着断下的膀子。]

　　老者：我是应该感谢她的，实事求是地说。我是通过我眼中的她的一举一动，来感受我的本身价值的。如果我的世界在她的认识世界里被瓦解了，那也不可厚非……我早就该理解，在个人的世界里，只有个人是可以被最终感知的……

[稍作停顿。一束灯光从模特身下移开。全部聚焦在老者身上。]

　　老者：可惜啊，现在的这些恋人们……你们总是迫切希望看见被爱的他/她消失在你们自己的自我里。可是，一旦实现了这种融合，你们就失去了你们爱的人，而又回到了最起点的自我的孤单了……[稍顿。]你们所追求的那些美，只不过是你们自己的美，却不是你们所爱的人的美——和我一样，到底是爱着她，还是爱着我自己？！

[落幕。第一幕完。]

这是很短的一幕独角戏，现在看来，没有动力写完的缘由，大概也是找不到什么人能够背下这大段大段拗口的台词。从这戏里走出来，这诺大的世界里，纷繁的环境中，其实每个人也都只是在演一出各自的独角戏——当几个主角撞到一起，似乎，这出戏也就暂时变得热闹些了。

序

在渥太华四年，其间写过三四篇笔记，为了各种各样的缘由。而从第一天落到这个小城，就一直在捉摸什么时候也要为她写一篇笔记——是到走的时候，这种感觉便更加明显了——如果说我曾为我身边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事不吝啬地付诸了万余字，这个一直在我身边四年的小城，便更值得如此了。

我一直在偷懒，找一些“尚不到时候”之类的借口，于是到了今天，已经到多伦多后四个月的关口，就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了。和所有写故事的人一样，要把记忆里的东西化在纸上，总是选择忘却些什么，保留下什么。于是翻出早就准备好的名字，开始着笔：《渥京笔记》。

渥太华

         夏季渥太华，天总是很晴。郁金香的花季已经过去了，地上艳丽的颜色成了照片里的点点滴滴，而这天空，还是晴的湛蓝。云，拉出了若有似无的线条，以至于让我曾经很是感叹这似水流云的美。

         和多伦多大不同，这个宁静的小城，鲜少看见飞机在顶上划过，而机翼带出的那条条气流，更是能延伸到无穷。于是每每在路上不经意地仰头看见渐渐消失在云层里的机影，多少是会心生感慨的。

         那时候有朋友生病，在这里待了不到一个礼拜，便决定收拾行李回国休养了。那时候看见的飞机，就不再仅仅是承载旅人思想情感的工具，而是带着如同起飞降落一般的情感落差，和不得不说的异乡客的忧伤。从当初单纯的科技进步，到后来不可避免的言词附会，飞机已经带着太多它原本无须担心的那些是是非非。而我读来那过去洋洋洒洒的万余字的笔记，竟纸纸都是身若飘萍的味道，还有那每一次都会说及的飞机起落。难免有些自怜起来——尽管自知嚼来毫无味道。

         我们总是要承认的：人是一种很随意的动物，确切地说，相较于其他物种，人，是可以很随便的。即便常把“乡土难离”挂在嘴上，可是真正被问起关于乡土的定义时，往往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哪里都可以是乡土，哪里都可以难离，文绉绉的说起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换句话说，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离得开的，人，生下来就是没有根的。

         我一直在想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一个准确的时间：人到底要在一个地方呆上多久，才会产生一种不舍的情感？这是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但是有一点大概是真的，无论任何情感，都是只有在最后一刻，才变得实在起来，比如离情。

         渥太华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特别和物质无关，于是也就自然会因人而异。旁人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单就我来说，这小小的城市总是附加了许多由个人情感而牵动喜恶，实在无辜得很。而这一次我真正乘飞机离开时，也不再是从那个曾几熟悉的渥太华机场；从飞机机窗里望下去，是片片高楼、繁华喧嚣的多伦多。走出来，也许才能看得见，于是当我动笔时，四年间沉淀的，淘汰的，死去的，活下的记忆，都可以变得平和了很多。

         笔触停顿的时候，深深地喝了一口酒，入口尽是辛涩。就算知道酒精伤脑，知道其实灵感这东西和酒精扯不上一丝关联，但还是免不了。这种无关要紧的搭配，少了，倒也不是滋味了。酒精是会挥发的，会催动潜在最不自觉的情绪，而后又随着酒气的翻涌，一并发泄出来。对于说故事的人，酒精的功勋，还是显著的。

         坐在飞机上写东西，总是有些不自在。大概是那空间太过拥挤，一种压迫感由外向内，又由内而外。激烈的气流在机身上呼啸而过时发出的动静，哪怕在这重重铁皮包裹中，还是能听得分明。小，这个空间太小。

         实际上，渥太华也就像这机舱一般，小得紧。那些反反复复的人和事，不管怎么逃避，还是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身边，不管是不是真的偶然，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无聊时翻出护照和回程机票——8月20号，多伦多——和四年前一样的抵达时间，和四年前一样的抵达地点。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如同一场编排的剧幕，安排好的事情，又是这样，反反复复。巧合，总是能引来不少的题外话。

乱语

我把以上的那段文字束之高阁了很久，多少次觉得该下笔写些什么，却又不知所云。纸篓里多少揉成一团的草稿，是记忆里道不清的迷雾。

三天前我从渥太华回来。这是我辗转到多伦多后第二次回去。当旅店的人闲聊时问起我到这里的目的，我竟然很自然地说，旅游。我在过去的四年并没有好好看清过这个小城；而离开后的回顾，作为一个外人，便有了这种评头论足的心情了。

我说，做什么时候都是讲究心情的——朋友说，我终究是入不了禅宗的。

其实，没有心情，也是一种心情

         世界很小。而实际上，世界比我们能想象得更小。圣诞旅途中短暂的逗留，餐厅里的一餐茶点，竟也能擦肩而过那些几近忘却的人。

         在渥太华第一年的记忆就是这样硬生生被拎了出来——这种回忆的方式是很不友善的——人是一种需要适应过程的动物。

         那合该是怎么样的第一年：

         当拎着两只皮箱陌生地站在新房东的门口；当习以为常的熙攘闹街景一下变得冷清又疏远；当与人沟通时才发现原来语言竟是一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当夏夜的风寒也忽然觉得格外凄冷……我不曾出过远门，而第一次出来，便要这样远渡重洋，这似乎是一种讽刺——就像我不学英语，因为我以为我这一生都可以避开它而不被强求用到——到头来，也只是“以为”罢了。总有太多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而发生，却是必然，于是很多遭遇就成了考验，考验着一份心境。

         某次听朋友说初来乍到时，曾半夜里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我想这大概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有一种孤单是不能言表的，无论有多少身外的乐子，那些，都不关要紧。有人听说朋友的这段话，便开始窃笑；而我，笑不出来。那时的自己，虽说不上落泪，一阵心酸还是难免的。我有一种无聊的自尊：吝啬自己的眼泪。而如今想来，是可笑又可悲的——其实发泄，并不伤及所谓的自尊。

         走过四年，看来自己的生活真是极其简单的。大部分时间不过书卷为伴，直到毕业时的那份荣誉倒又觉得无法弥补那些失去的作乐机会。人是贪心的，我也贪心，好在，我还是人。

         而一个人的改变，却也无需四年那么漫长。不曾出过校门，不曾经历人情是非，这些足以让人天真的条件，是可以在转眼间就全部勾划掉的。很多年前，看过蒙田的《多少回我成非我》，那时的那种感叹一度不能体会。而不知道何时，我站在镜前，兀突地也开始感慨道：“多少回，我是真我？！”我也怨恨过一个人，后来我觉得我成熟了，于是开始感谢这个人，因为我觉得是这其间的一切才叫我走进这个真实的世界。而事到如今，我又开始抱怨起这个人——这不是我要的成熟，又或者，我根本不曾追求过什么成熟的美名。这一切的周折波动，也只不过是一份心情的起起落落，是一次次“多少会我成非我”的无奈下的副产品。

         那第一个年头里，我认识了两个可以完全和我毫无交集的男人，只是因为一个女人。而渥太华就真的是那么小，无论是在学校或是在饭店，无论是早上八、九点钟还是半夜十一、二点，总是如此隔三差五地会碰见这两个人——即使我再也未曾见过那女人。有时候这个城市会叫人埋怨太小，同时又难免感叹原来也可以大得这般恰如其分。其实过去的事情本该就这样过去，留下任何痕迹都是多余，就像朋友告诫我的“适可而止，不须回头”。我便以为我可以一直忽略——忽略那些人，忽略那些事，也忽略那一年。直到他们出现在我同一期的毕业典礼上，不知道如何开始的一段寒暄，其实没有人在意或者提及那段过去的颠三倒四，路人终究是路人，不会因为什么插曲而能够粉墨登场在自己的舞台上，所以那一刻是可以毫无芥蒂的——无所谓可以去忽略什么，这一切也都只是在乎心情，一段早就过期的心情。

实际上是我动心了。

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我能不能做一个脱出凡尘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

对于教义我只是会思考，而在此之前或之后，我还是普通的人：我对财富动心了，我对尊荣动心了，我对美色动心了，我对珍馐动心了。

自从到了这个城市，就似乎变得多话了。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些什么谈资，而对于那些我曾经都留过的城市之间的评头论足，是最常见的。

难得在夫子庙驻足，也仿效旧时文人雅客夜泊秦淮，虽没有那辞藻里的歌舞升平，单单是看着那两岸比肩的明清楼阁，还有时而舞动水面的斑斓霓虹，就难免多了些感慨。秦淮少了一些脂粉味，也少了一些沧桑感，却越来越像秦淮了。有时候只得自己一人享受这种乍现的景致，也是一种折磨。我对南京的念头，也是从那一刻，变得多了起来。

当路上顺道停留在苏州，短短数小时的就餐，忽然又尝到了这江南的青涩滋味。吴侬软语还是那么细腻，嗲得让人有些不知所措。葱烤鲫鱼还是那道必点的小菜——苏州人对这菜的自豪也会叫我们这外来人难免好奇——苏州小孩子第一次学会说“鲜得来”定然是从吃过这道菜开始。从拙政园的高墙外路过，就不自然地回想起那段稍纵即逝时境，还有那残篇的《拙政园笔记》。能反复记起的，还是那句：“拙者为政”。

闲聊时说起扬州，只是除了平山堂，大明寺，还有瘦西湖，似乎也就没有什么更多了解得了。那些年去了不少次，却每次都似乎来去匆匆。我对食物的热情，在编织记忆的过程中但是功不可没的：瘦西湖里的法海寺传出了有名的“小山和尚马鞍桥”；富春茶楼更是不用说，即便在南京，我也会忍不住想多尝一口滋味十足的“三头”。扬州出产绒毛玩具，各种各样，真的可谓琳琅满目。我也光顾过不少——只是现在，也不知道那些送人的礼物都留落到什么境地了。

然后便是厦门。除了南京，举家都回去小住几日的地方，就着这延入海的小小半岛了。父母似乎更喜欢那里，而对于我，就是在说不清楚了。有时翻看那篇《厦门印象》时，竟读不出一点儿喜怒哀乐的感情。可能又偏偏是这样叫人找不到情感的地方，才更适合长居。不用顾及那些似有还无的担子。

偶尔看见从西安来的人，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说上西安。那也是一座有担子的城。四四方方的城。于是当他们津津乐道着家乡的故事时，我便会多少也想起一些。博物馆里的犀角杯，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一见钟情”的对象。那是一种极美的感情，美到不可名状，细微又绵延不绝。大雁塔，在我去的那时，就已经有些倾斜了。当地人说是因为地下水位的问题，所以便令我连洗澡也洗的不安心。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从大雁塔上看下去，这个四方的城，到底是什么感觉。平地上看去这个耸簇这高楼的城，似乎是会叫人失望的。

后来人们问我渥太华时，我说那里有半年的积雪，和半年的春色。有一些东西是只能亲眼看见，才会觉得实在的。卡尔顿校园里激流的河水，还有初冬时满天弥漫的飞雪；运河上到了凝冰时嘻嘻闹闹的溜冰人群；公园里大大小小的冰雕和埋在雪里兜售的枫塘；还有铺上坚果和蜜糖的炸面饼。于是到了雪融的时候，便是一夜就看见了冰下的绿草，还有渐渐复苏的禽鸟。五月的郁金香更是不必说，美得灿烂。

——不过这些，都只是外人看来的。

走在南京的街头，人们还是那样跟得上潮流，没有几个人会闲来去秦淮河边感怀伤古一下。街头的卤味店门口总是排满了人，烤鸭，也是南京的特色。不是只有北京人才知道怎么吃鸭子的。还有粉丝汤，外地朋友来了，也都一定要尝一尝的。都是极简单的。

苏州人也没有那么多愁善感。观前也彻彻底底成了商业街。玄妙观不管带着多少道宗的历史，也只是坐落在那里，除了名字，大概本地人也嫌少出入那里。早上要是得空闲，就不妨去找一见面店，不见得要有名气的，只消要一碗龙须面，就能尝到苏州的味道了。

扬州当然是包子最出名。坐进茶楼，要一壶茶，来一笼包子，要是能装得下，再配上一盘汤汤水水的大煮干丝。外地人说要喝“龙魁珠”，那恐怕就真的只是外地人了。 

厦门的清晨有一股海风的味道。于是赶着天亮，在沿海的路上跑一跑。看着海滩上扛着竹竿拎着箩的渔人，还有远处缓缓行进的货轮。椰风有一种沙沙的声响，很脆，也很绵。

西安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上来的东西都是蓝边的海碗，哪怕是早饭。我在西安的时候正值夏天，热得冒火。老乡端上来的却是浇了红红辣油的酿皮。满满一碗吃下去，从额头到后背，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冒汗了。大家都是很随性的抹一把，甩甩手，彼此看一眼，然后大笑。

说的都是吃，其实生活在哪里都一样，终究离不开的还是一日三餐。渥太华自然没有那么多吃的，只是一个春末，我常常路过的那条路上忽然飘起了樱花。我才猛然抬起头，看见了这似乎几年都不曾注意到的樱树。还有墙角边零零落落的青色草莓。没有食物，生活也可以用一些平常的神秘填补。

实际上，南京终究只是南京。

苏州终究只是苏州。

扬州终究只是扬州。

厦门终究只是厦门。

西安终究只是西安。

渥太华也终究只是渥太华。

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在毫无知觉中感受这些的。

而对于我——其实，只是因为我动心了。

我在村子里的时候，人们把到多伦多叫做“进城”。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来说，多伦多是一个繁华的都市，熙熙攘攘。

等真正地来到了这里，便发现多伦多原来真的是多伦多。每一个角落都很多伦多。

      走在街上，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无休无止的车队；钻进餐厅，又到处都是高朋满座，入口的地方居然还有拿号排队的食客，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子；要买一杯咖啡，可能也要排上十分钟的长队，瑟瑟寒风，冗长的队伍也可以蜿蜒到店外；就连去看医生，都要等上一天，干干坐着，看着前面进进出出却不见减少的病人。在多伦多无论哪里都是一样，人满得很，熙熙，攘攘。

      BATHURST上有一个卖烤鸡的小店，从临街的玻璃里看进去，两个干练的中年男人就这么一直忙忙碌碌。放在街边的广告牌三个月来一直打着特价的告示，平平是烤鸡，这特价的却还比街口上超市里的贵上些许。对我来说，诱人不是那烤鸡，而是那一览无余透明烤箱。一盏灯悬在顶上，四面玻璃的烤箱，中间支上个轮轴和若干铁条，肥鸡就串在上面，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加热，翻转，出油，直到烤得酥黄。视觉上的美味往往比真正味觉上刺激来得更猛烈。眼看着这灿烂的油色，便难免动心要买上一只——烤鸡的香味总是那么熟悉——平凡得倒也不叫人弃嫌。有了肉，觉得配上酒才算是贴切。

      以搭配为名，我也不知道往家里搬过多少细碎的东西。镶着锡制花藤的水晶高脚酒杯就是这心血来潮的产物。本有一对。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其实我本不关心它到底能不能成双成对，毕竟轮到我喝酒的时候，也只会拿用其中一个罢了。偏偏是到另外一支跌得粉碎，才觉得只有一对才能叫人满足。因为不曾得到，所以才放不下。

      偶尔才会有心情去翻书，觉得书看多了，人就会变。《易经》说“一动不如一静”，又说“十动九衰”。一直觉得如果事情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那么它一定会向最坏的情况继续下去。所以便有借口说少看书得好，人可以活得很简单，又何必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是一直不赞成五光十色的繁冗的。

      我把《渥京笔记》的手稿又翻了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终于在空白的地方写下若干字：男人，女人，厨房，书信，政治，折腾。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对我在村子里的所有生活，便只能总结出这十二个字来——可以用来作为每一节的小题，然后继续写下去。我一直在拖，大概到了这个圣诞节，有可能完稿了。

      凌晨一点的时候，楼下那条小街上，还是时不时传来车辆来来往往的动静，夜里，就变得更加聒噪了。我大概再也不会有机会写下那种“晚上十点时街上已经少有人迹，除了一直不知疲倦的飘雪和点点昏黄闪烁街灯”的句子。那是只有在村子里才会有的冬夜光景了。

      这里，每一寸犄角旮旯都是那么的多伦多，一直这样，熙熙，攘攘。

写字是一种非常要求心境的事情。心清如水的人才能写出像样的文字，无论文字本身是清雅脱尘，或者热烈如火，表象与内心实际上是可以无关的。所以我对靠写字吃饭的人难免有一种敬佩，与文字无关，只是心境。

我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想些什么。以至于需要翻一些看起来天马行空的东西来刺激一下思考的能力——对我来说，思考是后天的，因为我不能潜意识的去实践思考的行为。

见过那种笔耕不辍的人，就会多少有些向往的心情。其实写字本身与这个外在世界没什么关联，无非是一种物化内心的动作，笔记下来，只是为了不曾忘却的忘却。当人们记忆变得越来越差时，能有那过往的只言片语，便是无比的欣喜。这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不能理解的，但偏偏真的有目睹了太多人为此的笑容，多少，便不得不信了。

思想停顿是在某一个不能预计的时间内偶发的，但是它延续的后果可能是长久的。我喜欢尼采，是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其说我偏好这个实实在在的人，不如说我更在乎那些看来漂亮的名词：酒神，超人，超善恶的。或许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思想者，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死后的悲剧。在我这种人看来，他们的只言片语，比他们本身的存在，更有让我看上的理由。

尼采说“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卖淫”，因为他说“上帝已经死了”。其实喜欢尼采是一种悲剧，这种喜好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极端的东西往往惹人非议。其实真正看了尼采的书，倒是觉得他平和得很。或者是我的问题，或者是事实。

花了三年的时间看了三本哲学书，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善恶》和富尔基埃的《存在主义》。于是不经意间选的三本书，偏偏都传承这一条类似的路线，这就是命，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人们的自己的路上走下去，不自觉，是因为在那一刻不能自觉。假如在当下可以认知自己，又会怎样？多半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我们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刻选择了自己，而是在过往的每一分秒，注定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