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三年前写下的只言片语了。忽然朋友问起西园，于是才唤起我差不多已经遗忘的那段游走苏州园林的时光。在网上找了很久，才在原来学校的校刊网站上找到——差一点儿就真的只能在停留在我记忆里的一段文字——还是决定保留下来，人，或许真的会难免怀旧，于是便让自己干脆一些，肆无忌惮地怀念那段过往好了。

    苏州的园林里，寺庙园林多多少少占着一席之地，好像狮子林，也算是苏园的代表之一。听说西园的五百罗汉堂里，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相应的那尊罗汉，于是就找了个空闲去寻觅那个芸芸众生相中的自己。苏州的西园，戒律幢寺。

    虽然今天的苏州人更多的是知道西园，而非戒律幢寺，但是，它始终是一座寺庙，从山门、香炉，到韦驮殿、放生池、大雄宝殿，或是客堂、僧舍，一应俱全。我还是愿意把它叫做寺庙，是戒律幢寺，不是西园。

    或许这天下间的善男信女皆是一般，所有的善念爱心都不过是一捧捧的功德香，一把把的光明烛。携家带口，偏偏要把这清修的寺庙弄它个霞光万丈、云蒸雾蔚才足以表达天下苍生的恭敬之心。

    韦驮殿里，冲着香炉里滚滚浊烟的是弥勒佛像，或许就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抱有任何念头，弥勒还是弥勒，坐着乾坤带，笑纳四方。应和着店里四周商贩香烛的叫卖声，原本应当镇守四方的天王也湮没在虔诚的香烟里，没有了影子。手持金刚杵的韦驮追回了佛骨舍利，却永远禁锢在这录音机从无止息的梵音中。

    寺内，左手侧，斋菜馆、法物流通处围绕间的，就是五百罗汉堂。体态各异，面容变化万千的诸罗汉就久久地立于此地，等待着虔诚者也好，好事者也罢，前来一睹这世情百态。

    站在据传是明人所建的石拱门下，向外看，就能看到大雄宝殿外的青铜塔炉，各般模样的来人，围着炉身，试图把硬币抛进炉中，以期求自己鸿运高照。

    僧人坐在殿旁，用着最新款的通讯工具，满脸的春风得意。我摸了摸口袋，把进庙前关了的手机重新打开，看来这寺里的通讯信号也很好。

    这或许就是罗汉清修的地方了。是西园，不是戒律幢寺。

    天阴沉下来，紧跟着就下起了雨，游园的人纷纷躲进檐下，园子里一下清静了。我才发现自己也不过是来游园的，而不是为了什么罗汉。

    从回廊拐进后园，尝试一下寺庙园林。

    春天的雨，不算大，就一直淅淅沥沥没有停的欲望。雨点溅打着道边的碗莲，紫荆花叶和广玉兰枝。园里水道边修的石凳上坐了好些人，只有一把伞，却遮着一架摄像机。所有人淋着雨，一语不发，静候着。说是在等着一只四百年的老鼋，足有一米多长。于是人们就越来越多的围聚在水边，耗费着所有的耐性。

    水面被雨珠打得泛着无数涟漪，一圈圈相互勾连，横贯了整个水道，像是打起了层层细浪。一条大鲤鱼忽然腾出水面，夹带着碧绿水藻的清新气味，弥漫开去。鱼儿落水的“扑通”声又打破了人们力图维持的安宁，但很快恢复了，空气里只有雨水的声音。

    高高的玉兰树遮蔽了阴郁的天空，一捧清清的白兰深深藏在叠叠的翠叶间，让人一下失了自我，只是觉得郁郁葱葱下的心旷神怡。抛光的石桌面被冲洗的发亮，一旁就是灵巧的碗莲。圆润的水珠在荷叶上滚打，晶莹剔透。花苞正在酝酿，就躲着新鲜的叶下。

    殿外的香炉大概是给浇灭了，只能嗅到植物的呼吸。园子里的善男信女多是吃罢斋面离开了，只能听到落雨的动静。和尚也躲了起来，园子一下清静了，除了几个苦苦等待老鼋的游园人。

    罗汉堂里传来的录音机放出的梵音被天地间的水汽折回的七七八八，越来越模糊。

    数百年来，罗汉们一直没有舍弃这久经兵燹的寺院，大概就是为了绿色的后园，清晰的雨声，时断时续的鸟鸣，水面泛起的泡泡的破裂声，交杂着。那是罗汉清修的地方，戒律幢寺，不算是西园。

以下关于 记忆南京 的图片，由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Ｐ友情提供，特此感谢！！

序：

从一个动画片说起，大概就不会显得太唐突或者太难以理解了。一个简单的游戏世界，只要一个人可以通关，就算是达成目标。这条通路上，最后走出来的，也真的只有一个人。当队员因为各种缘由而选择自我牺牲在半途，也许动画片的简单，只是一种传统的团队精神，而看客，则可以有太多的自我联想，例如，牺牲精神和共有价值。

现今中国式的精英教育弊端就是漠视了个人牺牲的价值。

当人们从小就接受竞争意识的教育，耳濡目染所谓的成王败寇的社会——凡事争取第一，成了每一个人可以寻求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所谓的功劳独占，所谓的万众瞩目，一言以蔽之，就是独领风骚——一个“独”字。

十几年前似是而非地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到今天唯一还记得的就是那句“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就是条虫”。那个时候，柏杨所想说的只是“醋坛子”国家的个人主义盛行和团队精神的匮乏。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团队的合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要么不成效，要么不长久。而实际上，不管每一个人是多么的适合团队生活，就整个团队而言，依旧不是长命的。

我们有一个顶尖的组合——一群绝佳的队员，一种坚定的团结意志，只是，这个团队却多半没有发挥改有的全部潜质。各个领域的人中龙凤，往往被所谓的团队钳制。无论是当局者的抱怨，还是旁观者的指责，如果单一说我们缺乏团队精神，这是绝对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更加细化的问题。

团队，自然不能是一群乌合之众莫名其妙集结在一起的一个名堂。被称之为团队的，正是在于成员统一的目，一种明确的意志所指导的一个必行的结果。如果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许是有些过了，但是作为实现目标的过程，“壮士断腕”也是势在必行的。

用“壮士断腕”也是不太准确的。不能说中国文化里没有牺牲精神，看见“壁虎断尾，海参吐肠”，中国象棋里流传着“舍卒保车”的说法。只是这一切都是个人的。壁虎断了尾巴，它是保全了自己的生命，海参类同；丢了小卒子，赢了全盘棋，赢棋的还是那个下棋的人；独臂的壮士只要还活命，就是个个人英雄。那么除了战争年代的那些称道的烈士，谁还知道什么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以成败论英雄，谁能活到最后，才能笑到最后。这种思想蔓延开去，求生的意志被物化到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否得宜。这是一种特务的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集体任务可以暂时放弃，个人性命定要即刻保全。

如果说诺亚方舟要因为超载而沉没，那么大概没有人会自告奋勇下船，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等待别人的情操，或者等待机会将别人踢下船舷。抽签食人的情况，往往就在此刻。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条胳膊，一时的利益，但是万万不能放弃全部的自己。“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坚毅精神。好吧，既然这样，也就只好大家一起抱着死了。

小学教材里论述的那些“个人理想”和“集体理想”的关系，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失败的个人，有什么资格生存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理想是我在考虑的，集体理想是我儿子孙子去担心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牺牲自己，因为死人，是不会有人去顾的。连烈士公墓都可以夷平为商业墓地，有什么集体价值值得人们去牺牲全部的小我。不过是死无葬身之地罢了。

我们需要正名!

中国一代人缺乏的不是团队精神，其实我们和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都具有完善的团队意识。而真正缺乏的，是一种全然的自我牺牲精神，是“牺牲小我，完成大他”精神。归根究底，是一种对于共有价值的信念的匮乏。除了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的眼睛里还能看见什么其它吗？！大抵是没有了。

教育失败了，经济建设的最终目标失败了。缺乏了信仰，不过是行尸走肉。谁说社会主义没有信仰？！这也只不过是为现在的社会主义背叛原本的社会主义所找寻的借口。

人人争先的竞争意识，没有牺牲的勇敢，不过是一纸空文，留下一些自以为是的成就，然后衡量下的得到，甚至补不齐失去的百分之一。

人类一争取，上帝就发笑。

错误的相遇 尹秋君、昭穆尊MV

　　在苏州一年，秋、冬、春、夏，一直懒得出门儿，于是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即便是冒着大太阳，也是要去这苏州最早的园子看看。

　　记得“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隔着葑溪便见得清秀的“沧浪亭”三个字，端庄稳健。踏过石板桥，方能进入大门。门前一湾溪水便使沧浪亭自引与其他园子不同，所谓“未入园，先得景”。

　　这便是子美的沧浪亭。

　　园前的溪水间再也见不到那孤舟独钓的蓑笠翁，却也少不了几个结队而至的垂钓者，当钓竿插入水中，葑溪之静荡然无存。

　　一个男人踏着溪岸边两块青石，用袋子来来回回在水里捞着，也许是弄到了什么，便拿去给还在推车里的孩子看，或许是鲜活的鱼，或许是灵巧的虾，孩子看着看着，笑了。这沧浪亭畔兀突地多了几份弄儿为乐的情致。

　　迈进大门，因循着自己的感觉，穿过假山，绕过池塘，沿着高低起伏的回廊，欣赏着漏窗粉墙外的点点颜色。

　　见了榕树根摆设的清香馆，见了竹木家俬的翠玲珑，见了石头桌凳的印心石室。

　　今天想起，假使没有那本沧浪亭的说明，闲吟亭、明道堂、瑶华境界、藕香水榭，甚至是沧浪亭，单作是一个个景点，实在很难再记起了。

　　不过倒是记得看山楼，不是因为在那楼上看到了什么山，恰相反，是什么也没看见，除了一幢幢小楼。其实景致真的是极其娇贵的东西，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至关重要的。并非是这看山楼看去的都是楼，我一直在想从这个方向看去，无论有没有小楼都是看不见山的，或许，这看山仅仅是一种心情罢了。

　　苏州的地理是没有山的，而当地人所谓的山也不过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土包。这种丘陵地带，承载了苏州人的某种情绪，这里并不是没有山，只是没有那些怪石嶙峋的大山，是一种江南水灵的小山。

　　来到面水轩，脚前就是静静的溪水。当年苏子美站在这里，望着数丈外的对岸，没有今日这般车水马龙，可能只是一片空旷，抑或是三五小户人家，此周遭情形簇拥着深深院落，就是为了一个“退而隐之”。

　　也许这就是苏州，是苏州那温山软水的隐逸情怀。还是那个新菱嫩藕、鲜蟹活虾喂养起来的城市，一街一巷、一池一井，尽是江南人的秀气，内敛的骄傲。烟雨朦胧下的玲珑空间，跻身其中的皆是文人风雅自娱的全部。

　　苏州的文人，也许是太信奉“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在姑苏古城里修建了一座座亭台楼阁，把山山水水的雅致都包容其间，于是，荷塘月色下是一个个隐于都市文人骚客。正是那高高的院墙，隔开了墙里的清静和墙外的喧嚣，把读书人的大同理想和贩夫走卒的世态炎凉划上了精巧的界限。多少大家设计建造的传世园林，包裹了园林主人进退间百转千回的愁肠。

　　无论岁月几何，园子里的古藤槐木多少都还积淀着当年的恬雅，现代繁华带来的骚扰似乎还未及渗入其中。

　　走进园子，就忘却了近在咫尺的聒噪；走进苏州，也便忘记了日新月异的花花世界。这的确是个适于生活的城市。

也许是苏州给了园林灵感，也许是园林给了苏州启示，骨子里的隐逸情结让苏州找到了一个体面的理由，时刻给自己预备了清溪畔宅子，随时可以躲入深闺人不识。

　　很难说是“苏州·园林”还是“园林·苏州”，这错落有致的园子已然和姑苏水城完全融在了一起，成了苏州、苏州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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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两年前离开苏州，那是我最后一次长时间滞留在那个关起门的来江南小城。原本是计划放假后独自在苏州多待些日子，跑几个久仰大名的园子——后来时间有变，父亲下午便来接我，于是赶在最后的几个小时，只是去了就近的“沧浪亭”。

此后一直没有写下只言片语，直到落境加国的第三个月里，才动笔写下这篇回忆似的文字，这也是唯一一篇写完全的游园笔记，此后也写过《拙政园记》，却草草收尾，所有的记忆已然是碎片，再无头绪整理。

那篇残缺的《拙政园记》，曾经作为一篇关于“记忆”的的文字的样例放进空间——这篇姑且算是完整《沧浪亭记》只是当初应邀投回学院刊物作稿，以后再未拿出示人。

近日来朋友都开始回忆往昔的大学生活，大抵是因为四年的大学也将告尾声，忽然想起很多，那个曾经不想进苏州城门的少年人……

二零零三年。冬。春节。上海。

记忆里是一个暖冬，不太冷。年二十九那天随着父母乘火车下上海。

上海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被分成了若干——

小时候常常会去，因为表哥在那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新鲜的玩具，诸如圣斗士的模型，不知道为什么南京没有的卖，所以每次要新货的时候都是要去上海找表哥。姑父很早就在上海混得颇有头面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出去，表哥上学，就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大世界”——姑父上班的地方，那里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老老实实地待着，“吉尼斯”是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当然，还有咖啡冰激凌球，至今还模糊记得那个浅浅的玻璃高脚杯，三两只冰激凌球，和着奶味浓洌的咖啡。想想，也算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模型、吉尼斯和冰激凌堆砌起来的上海。

后来我也上了小学，自然是没那么多的空闲。不过偶尔也会去，只是没有了那么多的兴趣。再后来学校组织了一个冬令营，目的地是上海周边的佘山。那里像是有个水库。我们安扎的地方似乎是属于部队的，每天都能看见穿着迷彩背心跑步的小伙儿。冬令营的目的是涣散的，谁也不知道做什么，只是记得去了个天文台，东方明珠，世界村，其他鸡毛蒜皮的地方。然后是学会了烤竹筒饭，尽管很难吃，生硬得难以下咽，却也算是收获了。一个礼拜的行程，姑父大概来看过我三次，以至于连营地的门卫也认识我了，每次见到姑父的车，就会叫我。或许他是认识那辆车。

再后来，似乎很久没有去上海了。表哥也去了英国。有一年夏天和朋友去周庄，晚上是在上海留宿的，于是几个人去了赫赫有名的外滩和南京路，却又片刻转回了下榻的旅馆。繁华的夜上海，留给我的总是现代的浮躁气氛，灯红酒绿下狂舞的，是贫乏的影子。我倒是更乐于躺在旅店的窄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分割着从周庄带出的“万山蹄”，就着干果饮料，和朋友闲聊上一夜。第二天去了城隍庙，站在拥挤的店堂里吃过了南翔的蟹黄小笼，游了园子，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什么兴趣也没了，也就离开罢。临走时，买了一串密腊的念珠。那是一直带着的，直到后来送进佛寺里。

上海这个地方，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淡漠，随时可以抹去，过往的那些玩具，甜品，娱乐，小吃都是相互独立的，上海不过是个承载，却不是灵魂。对我而言，上海是没有概念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描绘，只知道大，嘈，躁——这些形容词是如此这般的飘忽。只能是说说而已。

零三年的上海之行，一是为了过年，二是为了祭祖坟。爷爷是从上海崇明岛上闹革命出来的。岛上有一条街本是属于祖业，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在那些老一辈人中间还是颇有点念头，那个富农家里闹革命的孩子。

大伯父还有房子在岛上，二伯父和姑母已经完全融进了上海。过了年三十，二伯父就带着我们渡船上崇明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站在船舷上，看着即将入海的长江。生长在江边的城市，除了津津乐道的江鲜，却从来没有与长江如此靠近，天堑变通途，一桥飞架，确实桥上桥下两分天地。第一次坐船是去普陀朝佛，临近靠岸，船体越发颠簸，起伏在混黄的海面上。远远看见落日照着浅滩，满船的人东倒西歪，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不晕船。零三年的江面，映着初升的晨曦，泛着鱼鳞般闪耀的光，我才觉得，其实最早期所学的那些修辞，才是最有效用的，简单直接的美。父亲和二伯父从舱里出来，点了烟，指着船头的方向，远远地望着，告诉我那就是崇明岛，十八年来我没有踏足的地方。二伯父说，爷爷家我这一辈人里，只有我是从爷爷、父亲那里一脉承袭着姓氏，所以我最该来这里，远方那个和上海相比尽显荒凉的小岛。不久，他们灭了烟，又进舱了，只留着我一个人，逆着风，眺着朝阳里的江心岛。再过不了多久，隧道就要建好了，待到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要做着车，穿江而过，电力所致的照明，将取代江风里的阳光。

约摸四十分钟的行船，终于足踏崇明。

环岛的一圈，是尚现得现代的公寓楼，白瓷砖的外墙面，一幢接一幢；岛上的路是真得很窄小，充当单行道才绰绰有余。越是伸进岛内，公寓变成了矮房，然后是片片田亩。逐渐地，是乡土的气味，水牛，羊群，鸡鸭，草犬，勾勒的是久违的中国。田亩围绕的，是小小的村落，不再是青瓦草棚，农户盖着自己的小楼，拥着铁栏，跟脚边种着像样的草药。

岛上似乎是刚落过雨，乡间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车停在极远房的亲戚家门口，然后步行去老宅。说是老宅，其实也是人物两非，那条乡间百十来丈的小街，延边的铺面——那是曾经的家财，如今已经分割的零零落落。据说爷爷的父亲是住在某铺面楼上的，只是现在也找不清楚了。唯一还能看见的，是街后竹林间的三处砖木结构的矮房，那是爷爷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怕是爷爷也不能想象那破落的模样了。矮房现在还住着人，是爷爷的一个远房的姊妹，和她那个已知天命却单身的儿子。没有人算得清，论辈分我该喊老人什么，只管叫姨奶奶好了。

矮房的内部还是木结构的；地上没有砖，还是黄土；内顶还铺的稻草；木结构的窗棱也斑驳得疏漏；掩门的木栓虽是干裂，却光鲜得很。看来不仅我十八年来未曾踏足，父亲和大伯父、二伯父也是久不曾回来，谁也没有想过老宅子如今的破落。只是知道姨奶奶怎么也不肯搬出老屋，不愿离开竹林的所在。后来父亲、大伯父、二伯父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姨奶奶重修老宅，说是去年修好了，我也没去再瞧见过。

说到回崇明，是因为原本盘算着年后便要出国了，临行前总是要回老家祭祖的。只是后来说祖坟早已经迁走了，已不在原先的位置，新地又太远，因为时间受限，所以向着那个方向祭拜也就是了。没有那么多太拘泥的细节。

离开老宅子前，姨奶奶和二伯父让我带一把乡土，焙干后随身带着出国，或是水土不服的时候，煮了水喝下去。于是便在宅后竹林里挖了一杯土，装着袋子，一直带回南京。

据说费老出国前，他的奶奶也在他的箱子里塞了一包“灶上土”，也是防备水土不服的。

这一把乡土，始终是时时刻刻牵动着中国人，所以不介意把中国人说成是土气的乡下人，虽然听来多少的蔑讽，倒也是事实。世世代代离不开那一点儿土地。

只是说来可笑，十八年没有涉足的地方，竟凝结着我要带走的那杯乡土。似乎我更应该带的，是南京江边的沙泥。

后来时局有些不安，计划也改变了，我从南京去了苏州，上了一年大学。真正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除了记忆。那包采自崇明岛的乡土，至今还放在家里的佛龛下，也未曾打开过。

（一）

　　已然是四月的天。按照传统习惯，已经是春天的中间儿了。

　　春寒料峭的时节早已经不合时宜。苏州下起了雨，整整下了一夜，到早上也没有停过，时而大些，时而又小点儿，往复着。

　　路过荷花塘，看到前些日子被高温骗出来的几点新鲜荷叶，如今只是猥琐地躲掩在上年遗下的枯荷梗间，有的已经早早褪去了嫩绿，在春天就枯烂了。这只是一个玩笑，天热了，人们就换上短衣短裙；天凉了，有理所当然地套上长衫长裤。但这个游戏的法则显然不合适性急的荷叶：要么就是等待真正的夏天，然后所有的荷叶都开放了，它们再出来，一定不会因为挨冻而伤风感冒，但一定要因为自己的落后而丧失舒展的空间；要么就做一次急先锋，太阳刚露个小脸儿，就像个先知先觉似的钻出淤泥，把自己完全曝露在毫无遮蔽的寂寞的空池塘里，虽然有无比辽阔的发展空间，但自此刻起，也就必须祈祷那温暖的阳光和它们订下至死不渝的契约，以保障它们不会因一时的勇敢（更不若说是冲动）而丧命。

　　不过，显然它们和太阳的关系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好，太阳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成了它们致命的打击。出来了，就意味着为了一缕阳光，它们坚定地背叛了孕育它们的淤泥，如今太阳走了，舍下它们，它们也再不可能已背叛阳光的名义要求重回淤泥的怀抱。如果它们有第二次生命，一个可以循环反复的生命，那么也许下辈子它们会变的乖一些，会知道，为了保命，它们得迟些离开那看来恶心的淤泥。但是，就因为是循环的生命，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勇敢的荷叶不是因为汲取了上辈子由于迟到而丧失生存空间的教训，才急匆匆地履行着“先下手为强”的古训呢？！

　　这种讨论看似可笑，无稽。毕竟每一个生命都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只有这一次生命，既不知道前世如何，也无法警戒来生什么，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渡过此生。那些勇敢的荷叶就是这样，它们很老实的呆在水塘里，忍着风吹雨淋的凄凉，慢慢等待着在这春天夭亡。“先行者往往不得善终。”在荷叶的世界里好像也是可行的。

　　旁观者所能做的也决不是跳下塘子，殷情地为勇敢者穿衣戴帽。最了不得也就是希望先行者的命能再硬些，挨到重见光明，然后再苟活几天。

　　话很刻薄，但很实际。或者只有水塘里的荷叶才能有理解，即便如此，也算是：“理解万岁！”

（二）

　　打好了一个沉甸甸的背包，要回家了。

　　包里倒没有放什么要带回家劳烦洗衣机的脏衣服，因为在学校空闲的时候，都劳烦自己了，所以塞了一包的差不多都是些书，各种各样的类型。自从上了大学，买书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勤快了，间隔不久还是会买一两本儿，不一定都要在第一时间看完，可以慢慢琢磨，不是书里的内容，而是琢磨怎么分配看各种书的时间。最糟糕的就是越琢磨越不明白，然后每本书看一部分，再然后每本书都舍不得放下，再再然后就是每次回家都要把所有的书都扛上，一部分幸运的可能就此架上了书房的书柜，从此免去往来颠簸之苦；另一部分不幸的则又被带回学校，继续遥遥无期的舟车劳顿。

所以每次背包回家，都觉得是背了一段木头，走到哪儿拖到哪儿，放下一些，又新添一些，每次都要把肩膀拉伤，（最早一次拉伤肩膀和背书无关，是一次溯溪时背了个不合适的登山包造成的，以后就留下了后遗症，我叫它“习惯性拉伤”）。多少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

说到书，很久没有看什么感性的东西了，更确切地说是从来就没有看过什么感性的东西。原先喜欢看那些没有情节的东西，比如《××演讲集》，《×××实录》，这些东西没什么看头，因为没有血肉，但也因为没有血肉，我才乐于去看，至少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整理那些血脉联系。看得很轻松，因为不用付诸相应的情感。后来喜欢看小品，比如《×××美文集》或是《流行小品》，因为这些文字写得真的很美，有的叫人沉浸其中，有的叫人有种也想说点什么的冲动。看得也很轻松，、因为付出的感情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宣泄一番。再后来，就是莫名其妙地喜欢看一些怎么也看不明白的哲学大论，和一些作家写的哲学小品不一样，那些冗长的文字显得晦涩不堪，粗枝大叶地浏览或是字里行间地细抠都难以看懂那些大师到底想说些什么，前者疏于细节，后者又难免局限。只有站在宏观的角度，结合每一个细微的部分才能从那些简单的词组间隐约听见贤哲的轻声喘息。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是个洞察力先天不足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聆听他人，连幻觉也没有。所以看这种枯涩的文字对我而言也是极其轻松的，既不是因为不用付以感情，也不因付出的感情有合适地方宣泄，而是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有理由释放感情，即便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要释放。

其实最难的是看一些作家（不是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文字很浅显，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很明了，即使你有很好的耐心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论证它们，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东西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并让读者随之思绪万千，一个作家，以一个哲人的身份写了些东西，然后如指路明灯似的把所有读者都变成了片刻哲人。哲思是恼人的，因为哲学是建立在矛盾上的，尽管某一类哲学不愿意承认矛盾存在，但他们至少要去思考生与死的对立，这是最大的矛盾。所以读者变得苦恼，他们在辩证地与自己作斗争。更糟糕的是这种作家最欢喜的题材往往是男人、女人和爱情，生死大事也无关要紧。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矛盾的，爱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下子，人世间至感性的东西笼上了理性之光，变得食之无味，弃而可惜。纠缠在理性和感性间的矛盾，其难过可想而知。

说的够多的了，全都是因为肩膀又被压得酸痛。但不得不再多说一句，比之精神上由读书导致的痛苦，因背书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要实际得多。

（三）

还在下雨。撑着伞，自上桥起，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下桥的希望，这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全国最长的校内桥”。

桥两边护栏上挂着的宣传横幅被淋得耷拉下来，色彩倒是比原先更加鲜艳了。很少去看这些横幅，多半不会是我们学院挂的，所以好像与己无关，很难说是清高还是自惭，因为有些事情实在觉得没什么意义，外人看得热火朝天，圈内人就只觉得索然无味，这是一种惯例。有空不如让“精神上痛苦一下”或者做个热情的看客，也好过去搅混那滩或许、大概、可能会清澈的水。

站在拱形桥的最高点，脚下就是让苏州敢自称水乡的水，很不干净的水，还没来得及让我搅和就已经很不干净的水。

往两边看，都是看不远的。过不了百米皆是浓厚的水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生来的。接近水的地方，雾气很薄，以至于不远处的桥还隐约可见；越往上，水汽越重，只是茫茫一片，难辨东西，不分南北，就好像被一个盖子罩着，很闷，透不过气。

江南真得很幽默，明明下着雨，又吹着风，凭这架势就有种叫人多穿些的冲动，却恰恰相反，一旦衣服上身，又燥热难当，即便当着风，也想把多余的衣服统统除去。

空气里弥漫着水的味道，没有清爽的感觉，反倒觉得腻，气压低，压着胸口，很不情愿地吸气，又被压迫得不得不多呼出一些，平衡像是被打破了。

沿着路边走，伞撑得很低，还是要刮着一旁的树枝。感谢水的润滑，这种摩擦的声音还不至于太难听，只是“沙沙”的轻响。还有点“哗哗”声，是雨水一点点流进下水道的声音。响动让我觉得一种愉悦。我琢磨着前两天一定刚刚剪过草，否则不会有淡淡的草汁的味道。这很残酷，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刻板的整齐，就一定要把冒冒失失强出头的家伙们通通割除，不知道该不该说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因为一向标榜着人道的西方人也对剪草坪乐此不疲，并称其为艺术。一种残酷的艺术。

当然，作为草，也没什么好鸣不平的，它们和勇敢的荷叶一样，都要为自己的出风头而付出代价。荷叶的对手是老天爷，草的对手则是最接近老天爷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人比老天爷差，正相反，没有人，老天爷也不会存在，这个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这不是“人定胜天”的问题，而是老天爷根本无力与人纠缠，它只是可怜的存在于我们的意识的某个角落，只能奢望我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忆而永远把它置于无人之境。草和人的竞争更加激烈。所有的草地都臣服在张扬与和谐的争斗中。“和谐”显然更易使人接受，自然就得在这令人赏心悦目的和谐中学会沉默。偶尔的青草气息并不意味着羸弱的身躯可以战胜锐利的钢刀，只是为了表明，在这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斗争中，还有一丝扭转乾坤的宽慰。

草比荷叶更执著，大概要感谢人，至少我们还没有斩草除根的念头。荷叶冻死了，这一季也就过去了，要么有个好记性，明年的此时再来质问老天爷的马虎（这当然需要更多的勇气），要么就忘掉这一切，本分地守着白莲清香。草则不同，被削去一截，生命力依旧旺盛，没多久又是高高挑起，要么就是再被修理一次，要么就是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尽情张扬一把，反正机会多的是。

雨好像是越下越小，渐渐变成了源源不绝的水雾，包裹着所有的存在，撑伞好像多余，不撑又不切场合，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传说中的积露台，没多久身上就聚满了细密的水珠。

高大的樟树让所有的叶子都集聚水汽，然后汇成水珠，水珠够大了，就任它们下落，这可比雨点大得多，还是撑伞吧。

地上是飘落的樟树的小花，到处都是，混合着积水，覆盖了所有树阴所及的路面。一辆车从上面轧过，开得很慢，发动机的声音很响，引擎盖热得烫手，因为水雾落在上面，又被蒸发成更白更细的雾气。

麻雀不知道躲在哪个荫檐下叽叽喳喳地叫唤，显示着自己还算清脆的嗓子。

这不是个可以雨中漫步的场景，于是越走越急，还有个原因就是身后有男人说苏南方言，在这个不爽快的环境里更觉得浑身又粘又腻。当然，我绝没有任何对苏南方言的偏见，只是听到男人说绵软的吴侬方言，实在是觉得难堪。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

（四）

从学校出来，上公交车，前往火车站。

苏州的公交站台很有意思，苏州人乐于花钱在这上边，就像公共厕所也要建的尖顶飞檐、木棱窗花一样，站台也是“××古建筑公司”承建的。对本地人来说，这种厕所、站台有多大用姑且不论，只是在外乡人眼里，倒是平添了几分苏州特色，而且有钱的苏州人，把银子都花在了这些建筑上。

上公交车是用一个“挤”的，凡是有弹性的东西都可以压缩再压缩，很不幸，包里背了块“木头”，能表现的形变真的太小，只有那么丁点儿大的地方，所以只有我这个人为包让地方了。

每到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感受到人口密度的压力。苏州是个小城市，这是就城市面积而言的。要是论及人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们要习惯于这种沙丁鱼罐头似的生活。

因为下雨的原因，车上所有的通气口都被关闭了，车里是很浓的人的味道，如果我是电影里那个黑山老妖，或许我会很喜欢，可惜我不是。在这种阳气很重的地方，反而会让我觉得烦躁不安，额头冒汗。

大概也有人不喜欢这种阳气，某扇车窗掩开一条小缝儿，只是吹进来的空气也并不新鲜，夹杂着汽油味，湿湿的，不比车厢的味道好多少。

下水雾总是不过瘾的，还是下雨比较大方。于是又下起了小雨，越下越急。

车厢后座有个女人，脸抹得很白，嘴擦得很红，眉描得很重，穿着件黑色带褶短上衣，这样的人满大街都不会多，因此在这车上就更加惹人注意，确切的说是惹耳注意。女人在吹泡泡糖，听起来是比较劣质的那种，吹破时发出的声音很生涩，绝没有一点儿悦耳的成分。女人对时间真的很敏感，几乎是以等长的时间（物理学总是把“时间”和“时刻”分得很清楚）吹出一个泡泡，然后再把它咬破，反复如此，发出声响，告诫他人她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好的证明自己存在的方法，至少她能引起我的注意，让我知道这车厢里有个吹泡泡的脸抹得很白，嘴擦得很红，眉描得很重，穿这件黑色带褶短上衣的女人，她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不至于让她觉得今天上街和没有上街毫无差别。

不过，我们到底因何而存在，这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他人而在。说得简单一些，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自我意识而在，更不要以为我们的存在就像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那么理所应当。我们只是因他人的注意而存在，就像是照镜子，没有那块玻璃，我们就看不见自我。我们的理想世界一旦遭遇他人的注意就立即解构，然后在他人的意识里重建，然后我们得以存在。所有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形象自己无法做主，全赖他人。那个女人也许就是这样，大概她的理想世界是白净的脸、红润的唇、精致的眉和得体的衣着，但这些不取决于她，而取决于我，一个泡泡糖女人。她——泡泡糖——泡泡咬破时发出的声响。

泡泡糖是很早以前的玩具食品了，我这么大的人，只有在很小的时候才会去吃那个可以吹出泡泡的粘粘的东西，现在大多是嚼口香糖了。糟糕的是，现在的家长又因为吃泡泡糖不太安全，而禁止小孩子嚼这种随时会噎着喉咙的玩意儿，毕竟为了吹出泡泡，它不得不比口香糖大上几倍。然后就是那些没有吃过泡泡糖的孩子再大些，也许就直接去嚼口香糖，好像吃口香糖是个时尚似的，于是泡泡糖就和孩子、口香糖脱了节。市面上也越来越少了泡泡糖的影子。这只能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为了利益而让泡泡糖退出竞争，只是成了动画片里的小道具。

所以，这个嚼泡泡糖的女人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嚼泡泡糖，还要嚼出声响，多少有点不太体面。不能怨我舍弃她身上其他的特点，而仅仅是把她和泡泡糖联系起来，叫她“泡泡糖女人”了。这就是她之于我的存在。

(五)

火车站不比公交车上好多少，也很挤。没有必要为买到一张软座而高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单独的候车厅里找个地方安稳休息，至少是放下背包，让肩头轻松些。

如此热闹的情景只有在春节时才见过，让我懂得评价一个火车站大小与否不在于这个车站占地面积多大，而在于有多少客流量，长假时的苏州站就是如此。

我一直念念不忘曾经看到苏州站熙熙攘攘的返乡人群时说过的一句话，“火车已经不再是一种交通手段，更多的是承载了一种思乡的感情。”

还算好，时间算得很准，还没来得及在候车室坐热就检票进站了。

上了火车，换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塞上耳机，摊开书，真正准备回家了。可能是坐的地方不好，太近车厢联结处了，噪音很大。听的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序曲》，第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清晨》，可能是我的音乐妨碍了机车“隆隆”的表白，在耳塞里，除了听不清楚的熟悉节拍，更多的是机车的大声抗议，它和那个泡泡糖女人一样，一定要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明白它的存在，并要对它报以感恩的心，毕竟是它在承载我的感情。只是它比那个女人更坚决，是强烈地要求我必须无条件地注意它，而不是那个可怜的培尔金特。如果说我在公交车上注意那个女人是主动的行为，那么，我现在注意这辆火车完全是出于被动。

好吧，我知道我不是它的对手，所以乖乖地摘下耳塞，却还在看书。车开得很平稳，没有妨碍到我对“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和弗兰茨”的认识。不得不承认，火车很霸道，也很容易满足。因为它只能出声，而不可能在我面前翩翩起舞，所以它只是要求我摘下耳塞，而对我是否看书并不在意。也许我会因为看书而思绪飞扬，把它的存在抛诸脑后，不过只要我用以接收它声响的器官是闲置的，它就可以浪漫地以为我是在它的存在中过活的。这完全是它单方面的事，与我无关。

这种天真烂漫实在有点可笑。

路旁的农田并没有召唤我，对于火车以及车上的乘客都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的执著倒是和火车一样，有点可笑的天真。

记得一个月前回家时，田里开满了黄色的油菜花，是一种自然的植物的黄色，纯净的黄色。我一直不愿使用“金黄”这个词来形容花，因为这个词所描述的是金属的色泽，与植物没有瓜葛，即便它是自然的产物，也因为人的存在而变得俗气。这和植物是格格不入的。就是看见那些油菜花，顿时有了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与其像个诗人那样，说，“当时我忘却了一切烦恼，精神振奋，世界变得真美好！”还不如老实交待，“当时我只看见了油菜花，世界是什么并不重要，更无暇顾及什么烦恼。而我是不是真的忘却了它们，已经不是问题。”我想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遍地油菜花是多么美妙，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向他们解释，所以只好独享那种层层叠叠、黄绿相接的美。

一个月后。今天。

还是这辆车，还是坐在窗边，田里的油菜花都没了，只有高高的深绿色的茎。因为我表达不清，所以朋友们不可能从我得讲述中想象那种美，如果他们有幸亲眼见过，那是福气，如果没有，那就只好等来年再说了。

火车跑得很快，外边的景物看不清楚，不知道还下不下雨，只是知道远处还是看不清晰，还有一抹雾气。

我知道，车是在往北开。

（六）

后来睡了一觉，很快就到了南京城。

下车，往外走。出口处堵满了人，不是到站的旅客，而是接站的人。随着又一批旅客的出站，人群又骚动起来，同样，交通也变得一团糟。对此，我总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承认火车的运行是在传递一种感情，那么接站的行为也是感情的流露，无可厚非。

南京一定也刚下过雨，火车站因为施工而到处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只能在水洼里垫起的砖头上行走。偶尔还要伸出一直胳膊，以免失去平衡。

天有些冷，空气也是湿的，没有雾，爽爽快快。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穿上件厚些的衣服。

坐车，回家。

南京的交通也是越来越糟，过一个立交花了近半个小时。不比苏州好多少了。刚到苏州时，总是对交通抱怨颇多，也许苏州不该叫“天堂”，因为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然后每次回南京，总会在遇到流畅的交通时感激万分。好像南京人对堵塞也缺乏承受力，每每堵车时，司机就会忘记树在头顶的“禁鸣”标志，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如今倒是好多了，堵车终于成了南京交通的家常便饭，人们也渐渐习惯了快节奏现代生活中的慢节拍。也许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车广播里是不是会冒出几句不地道的南京话，我忽然想起来我回到了南京城，身边的男男女女都说着南京味儿的普通话，虽然这种毫无变化的降调听起来总是很别扭，但至少不再是苏州男人说的吴侬软语了。

空气变了，语言也变了，我知道南京不算北方，但比起苏州还是北了一些。收起伞，背着一包“木头”，站在南京街头，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离开江南，离开了江南的水雾。

就像陆文夫说的，苏州是个关起门来的城市，外面看破破烂烂，推开门原来是春色满园。即便在今天，更多的人还是愿意把苏州和糕团、酥糖、刺绣和园林联系在一起，什么经济的数字在这里都失去了夺目的光辉。

苏州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巧巧的城市，凡是现代文明的一切产物，在这里都会减速慢行。生命的年轮也随着时针的迟缓而越走越慢，越来越多的历史逃脱了时空变幻，在这个江南小城积淀。

对我来说，那种青砖绿瓦、流水人家，永远地把苏州定格在了园林上。我很乐于去谈论苏州的园林：怡园精巧，留园俊美，拙政园则时刻张显着苏州园林少见的阔大。癖好大气始终是我的毛病，所以众家园林里，我最喜好的就是拙政园。

拙政园的大门开在一条不起眼的狭长小街上，如果不是有意而来，真得很难找到。篆有“拙政园”三字的粉墙悄悄地躲在假山和盆栽之间，粉色的小花点缀着漆金的园名。大概是五月的天气，忽然叫人想起“桃花依旧笑春风”的佳句，我不确切那些小花究竟是什么名堂，不过今天回想起来，我乐意把它们想象成可人的片片桃红。

排着队进了园子，当然是要先看看园林介绍：“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好一个“拙者为政”，那个原本只是“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的平凡地方，如今倒是添缀了太多的儒雅情怀，失了始初的韵味。最早坏了这名声的大概是亲植紫藤的文征明。

这话大概只有我说得，这么久以来，文公的诗情画意一直是拙政园的骄傲。怕却只是后人的自作多情。那株历尽四百载仍然身姿矫健、绿荫满庭的古藤，把整个园林永远烙印在归田园居的闲散以外了。说不上算不算是文不对题了。

拙政的灵气在水，所以水是到处都有的。位于整个园林中心位置的就是荷花池，到了夏天便是满塘的莲色，如今还为时尚早，除了一泓碧波，什么也没有。水面偶尔是听雨轩层层叠叠的影子，轻风弹过，便无影无踪。

    池畔依偎着芙蓉水榭，卷棚歇山顶，檐角飞翘，一半在岸，一半探向水面。倘是白莲飘香的季节，凭栏四顾，是绿水倘佯，莲茎轻摇。有风徐来，尽显莲之娇柔容姿和静雅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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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电脑里唯一一篇历时七个月而未有了结的文字

写了844个字，每个字却是异样的辛苦

怎么也不知道要如何继续，只是记得芙蓉榭，远香堂，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罗花馆，见山楼，香洲，留听阁，云云

地方历历在目，下笔却是毫无生趣

到如今还是那844个字，也再没有兴趣继续了

有些东西不妨留在记忆里

写下来，记成文字，也并非好事

只要随时还能记得，也就满意了

不知道怎么就引起了关于小学作文的说道，姑且说说。大概是我早就离开了我应该存在的年龄，就像妈妈说的，我没有童年，当然那些成山的玩具不代表什么。我总是觉得自己的思维和老师的不合拍，不知道是他们的跟不上我，还是我得跟不上他们，总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南辕北辙。可能对于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师而言，我终究是个孩子，我的思维，就应该是孩子的状态，想想吃，想想喝，偶尔需要深沉的时候，就对着小花小草感怀一番，纯粹的自然，不夹杂一点点人性的复杂。小学老师所需要的那些好词好句无非是一些详细的行为动作，其实不需要什么华美的词藻，只是详细即可，弯腰就是弯腰，没必要说是弓着身子；摸就是摸，抚摩显得多此一举。最流行的题目无非是“我最”，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我最尊敬的人，我最难忘的事，我最大的理想，云云。最流行的第一段则是至今都难以下咽，消化“我的记忆就像是海边大大小小绚丽斑斓的贝壳，今天我就拾起其中的一只，这是我最……”到今天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每个人的记忆都是那些飘零岸边的死贝，毫无生趣。何况去过海边的人又有哪个不知晓，流落沙滩的，多半是那些残缺不全，釉色掉落的壳子。就好像说，“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油菜也开花了。”老师倒是乐意接受这些语句，如果说第一次为这些贝壳画上波浪线是因为引用得当，兹以鼓励的话，那么以后那些无数的雷同的赞许，大概是源于习惯了。当久了老师，大概也就习惯了这种简单的垂直思维。记得五年级，老师说是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叫《上学路上》。前一天我上学，从省委机关的大门前路过，一个拖着板车的五六十岁的人在我前面。我们同样在向前走，没有停下拦路的打算。省委的大门里开出一辆车，今天倒是记不起来是什么牌子的了，不是红旗就是奥迪，都是一个模样的。拖车人其实只差了几步就可以把板车拉走，为官车让道，但是他没有，听见司机的叫嚣，拖车人默默将车又退了回来，等着官车离开才继续前行。我看见的只是那个花白头发的拖车人的沉默。这是一个十二岁小孩子上学路上真真正正看见的，本来已是可以一字不差地记录为作文的。老师的要求大概是两百个字，我记得我写了超过五百。我就是爬在我的书台上，很仔细地记录着我上学路上的情形，并且把老师的任务翻了一翻，本算是伟业了。不过，叫我记得至今的，倒不是因为这份“伟业”，而是老师看见我作文后的表情。那个五十岁的女人，拿起我的作文本，粗略地一翻，对字数大抵有了数，开始皱皱眉头，却还是继续读了。读完的结果其实简单，“重做”；理由也不难理解，一个小学生怎么可能在上学的路上考虑这么多事情，何况还涉及对社会分工以及劳动力价值评估标准的疑问。在主题思想上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好事，但不是小学生该想的事。然后很热情地给我一个重做的提示，可以写写路上的小花儿小草啊什么的，基本模式就是那个什么“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但是我摇摇头，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写这个话题，何况天上也本没有那么多闲来无所事事的鸟儿。于是老师继续解释，要是一定要从心理活动下手，也可以写写什么这一天的学习生活计划，这种事情在上学路上考虑也是合乎常理的。我还是没有接受，一则，这种心理活动肯定是不存在的，我倒是更乐意想想今天要买图案的洋画；二来，既然是可以写这些莫须有的闲话，我倒是更愿意坚持原有的写实主义。其实当老师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她给了我一张看图说话，内容是一个小娃子扶老奶奶过马路，这都是我们二三年级玩剩的东西了，一个五年级的老师还能信手拈来，可谓心思细腻。她让我把这个写了，就当我上学路上看见的好了。于是，我五年级的作文《上学路上》所记载的内容，是小学二年级的热门话题。当然，这篇作文是得了高分的，评语是“善于观察生活，细致入微”。我从此知道，评语都不过是一些违心的东西。大概再有，就是六年级的故事了。那个年代很流行“奥林匹克”，于是到了六年级，我也还是不明白，“奥林匹克”到底是一个运动的代名词，还是一种教育的机构。一个叫单尊的男人出了一本叫《奥林匹克数学》的书，于是开始了“奥数”。不知道有没有人出了一本叫《奥林匹克作文》的书，但是这样的作文班还是兴起来了。由于一直被老师批评作文的题材性，所以后来上了那个叫做奥林匹克作文的辅导班。那个班结业的时候，有一个考试，说是考试作文不但是用来记最后分数的，而且还要参加该辅导班举办的作文比赛，就是四五个班，几百号人，把作文混在一起，然后拈几个出来，发个奖状什么的。考试题目是一篇游记，但是因为是“奥林匹克作文”，所以要求要有新意，立意要独特。于是我就写了，其实游记就是这样，写来写去也无非如此，什么山，什么水，什么花，什么鸟。我写的是玄武湖，因为又有花圃，又有动物园，话题比较多，好写。我特地写了几个细节：在公园里看见有新人结婚拍婚纱照，新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有一家老小都出来游园的，生活甜美融洽。这些描述都是为了立意创新——我在结尾如此写道“这次游园我很开心，而且看见大家的生活都很美好，让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我一直觉得我的立意够新，可以在一个沙子里看见世界，在一次游园中看见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过这个孩子还是难产。任课老师看完后说，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在游园之后想到这么深远的问题呢？很不符合实际嘛！虽然我觉得我能想到就是符合我的实际了，至于别人能不能想到，那是智力问题，但是我还是很谦虚地问老师要怎么修改。改完的结尾如下“这次游园我很开心，而且能感受到大家的生活都很美好，所以我想下次再来玩。”老师看着，越来越满意，连连称好，毕竟这是他的主意。当然创意这个东西只是说说罢了，最重要的就是文字写出来要有年龄特色，吮奶嘴的时候你就不能吃冰棒。我也不想说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不正规的辅导班，找了一批不正规的大学在读生，教导了一堆言不及义的作文。作文交上去了，就等着下个礼拜拿结业证书。比赛结果是一个第一名，两个第二名，三个第三名，还有十个优秀奖。我那篇吮奶嘴一样的文字，拿了个第二名，然后我又拿着个第二名，换了一个模型玩具，就这么简单。只是还好，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很年轻，很活力，于是我再也不用写什么奶瓶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