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袋斜街绕到前海，自打荷花市场的牌坊起，空气里就弥漫开商业的味道。鳞次栉比的酒吧，光鲜亮丽的服务员，白天的前海已经不难叫人臆想夜下的色彩了。

到了银锭桥，再往北望去，便是人们相传的后海。有人说后海是北京的眼，也有人说后海是这个诺大京城里唯一可以叫人安心发呆的地方。或许是吧。我大抵就是带着这类似膜拜的心来寻找这百年前的皇家码头的。

银锭桥有一景，叫“银锭观山”，一旁的老人说天好的时候可以看见远远的西山。或许古人可以享用这远眺的美色，如今的人，差不多就只能联想了。银锭桥很短，撑不过十多米长。只是桥上下实在不枉称是车水马龙：各色肤色的人，各类造型的车，各种动力的船，就在这桥上桥下川流不息。人们大多在拍照，又或者在想念过去传说的故事。就是这座出了名的小桥，横跨着，分割开白天的前海后海，也分隔开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眼。

白天的后海与这个外围的城，是格格不入的。他好像是另一番光景，与你我印象中的北京毫无关系。我带着江南的茶，来探访这北地的静。

我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想到来后海发呆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出神的地方。顺着后海南沿，一路扶着石栏，就凭空望着这一汪似静非静似动未动的水。偶尔是喜鹊划过栖上柳梢的动静。这一切如不发生也是合理该然，若是发生了，一声鹊鸣突如其来，却又来得恰如其分——静谧是需要被偶然打破才凸显得更加幽然。

后海沿岸不似那马路上的车噪人杂，却也别有风情。岸边石椅上坐着看书闲聊谈情说爱或者行累休息的人；石栏靠水的一侧，又倚坐着老老少少垂钓的人。他们的工具都是极其简单的，只是只小水盆，一盒饵虫，一支杆，就能悠闲的享受了。我那些繁琐的渔具，反倒似乎少了这种钓鱼该有的一份随性了。无论人们在这里做什么，静是他们共同遵循的法则：垂钓的人自然是不必说；看书的人也享受着默默阅读的雅；闲聊休息的人轻声耳语，安然感受着对岸杨柳清风的惬意；恋爱的人更是小声，生怕情话为外人分担了一般。这里有百样人，却是一样的静心。

当然，后海也不会是这样一尘不变的的静下去。你会听见小鸭的鸣啼，会听见风拍枝叶的脆响，会听见那老旧自行车颠簸得铃铛车身一齐击碰的声音。若然是走在沿路边的地方，便时时会有黄包车夫拉你上车的吆喝——多少有些破坏了我安步当车的心情——而这小路上，排着一条线的，是那些已经载上客的红篷小车。车夫正一边打着铃铛一边用京腔介绍着什刹海一片。这般声音好似不绝于耳。

后海的水面上也是颇有番趣味的。倒垂的柳枝直插水中，风动着柳条，枝叶挑逗着水面，阵阵涟漪。大片沿岸的水面都圈着碧绿的水葫芦，一眼过去，重重叠叠，风一扬，便高低起伏起来。鸭子船、电瓶船、人力浆船在这水面上悄悄错落着，一支支漂在水面上，似是哪里也不去，又像是哪里都尽览过一般，静在水上。还有来游泳的人，他们大概是唯一时刻打破清幽水面的群体，凫在水中，时上时下，翻起波来。

后海有一处景是别致的——一处“太极拳”的老者铜像，以两侧镂窗石墙围着，居民们却在那镂窗上绑了绳子，晾起大花被褥来。“这是一番好景。”我实实在在赞着。后海的生活氛围便大概如此。简单坦白到毫不掩盖。打太极和晒被子的情趣乐在其中。这也许就是我想找的北京之眼。

我坐在临街的小公园里，一侧是不知从何而来的老北京相声段子：侯宝林的《文绍关》。两边的廊凳上躺卧着打盹的人，背书的人，麻雀的声音也不晓得在身后哪堆树丛里叽叽喳喳。我喝着南方的茶，靠在廊柱上，记下我所感觉到的后海——白天的后海。

入夜后，我还逗留在后海，这时的后海是一份携醉入梦、不望生死的酒色。这一刻，在后海两沿，茶浓酒淡情深意长。我看着满眼灯红酒绿，听着满腔莺声燕语，突然开始缅怀起白天的后海了。他似乎在月幕下，死去了。这与我独自一人游走其间的事实无关，全乎心情——我是寻着这幽然的叫人情不自禁发呆的后海来。是冲着那阳光树荫下的钓者、午休者，还有两岸羞涩的情侣们所构建的那片后海而来的。而这一切都是白天里的后海。

回到银锭桥，站在桥头，我远望起来——眼前近处是刚刚享受过的后海全景，远方是古人“银锭观山”的情怀。我想到的却是另外的四字：宁静致远。

               

 

 

 

二零零八年一月：
开始着手申请研究生。
同时，本科生涯似乎很快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第一次做助教，以四年级生的身份教二年级的学生，不知道这一批人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所幸我也同样受着考试成绩的煎熬，将心比心，他们的日子应该还算是好过的。

二零零八年二月：
收到第一份工资。
月中收到UBC的录取通知。
农历新年那天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唐装。那天下课，几个教授看见我，都说：“新年快乐！”

二零零八年三月：
接受了UBC的录取通知。同时， U of T和McGill的申请还没有消息。
开始担心经济学的毕业论文，所有的东西依旧毫无头绪。小组工作越来越艰难，我也第一次觉得原来我对黑人的好感远没有我想得那么博爱。
社会学的课程相对好一些。只是论文的立题开始有些剑走偏锋了。我说，恐怖主义其实是一种被迫无奈。
下旬，去了一次渥太华公共图书馆，听了一场DA LAI秘书的演讲。原来西藏人说的英语，真的很难懂。

二零零八年四月：
收到U of T的录取通知。后来决定找了个很牵强的理由拒绝了已经接受的UBC，而转去多伦多上研究生。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中旬，在渥太华国会山前搞了一次反ZD游行。那天很冷。

二零零八年五月：
郁金香开的时候，依旧出门留下了很多照片。照片里，依旧没有人，只有花草。
又是在国会山前，学生会搞了一次支持奥运的长跑。之前写了一份宣言稿，而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一份是几经修改的产物，已经是面目全非到不敢相认了。后来去照了些宣传照片，写了份新闻通告，算是交差了。
亚裔文化月怂恿了一批好心人去做志愿者。一年前我说中方办这个活动办得很不好，一年后我也参与了，原来真得很不好办……文化宣传变成了小商品市场，只是今年我也身在其中，没有立场再挑剔什么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
收到McGill的录取通知，直接扔进了垃圾箱。
开始沉迷犯罪学，后悔当初没有选这个专业。后来发现原来所有的犯罪类电影都是乱说的，真正的调查远没有那么神奇有趣。
最后一个学期结束。以两门A+画上一个句点。

二零零八年七月：
回到国内。
看见病榻上的祖父，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脆弱。
开始家里，医院，饭店这样毫不相关的三点一线的生活。日子，过得有些莫名其妙。

二零零八年八月：
在厦门待了些日子。其实我还是喜欢那种很悠闲的节奏。
同学聚会的感言总是马上谁谁谁也要出国了，或者很快谁谁谁就打算结婚了。
帮刚刚从加拿大毕业回来的兄弟相亲，才发现自己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

二零零八年九月：
回到多伦多，心烦意乱了很久。
表哥不经意说漏了嘴，原来祖父在我落地多伦多的那一天过世了。我一直以为我会无比伤感，原来没有——我感念这位一生廉洁心地善良的老人解脱了。不仅仅是病痛，更是离开这个早已堕落的世间。庙里的师父说他去了极乐净土，地藏王菩萨引渡了他。这一点我坚信不疑。祖父一生，值得这样的归处。

二零零八年十月：
研究生的生活似乎比我想象的要甘苦很多。不过有一群同学在一起奋斗，倒也不算寂寞。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学海无涯苦作舟。
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的念头。新的人生计划开始拟定了。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渥太华，本科毕业典礼。父母过来一起参加是一种很难得的感觉。四年的努力换来一块奖章，也是曾经一段时光的告结。
写论文，第一次遇到一篇文章读了四遍还没有读懂的——第一次心甘情愿地用“浅薄”来形容自己。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乘放假又回了一趟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一次彻彻底底的校园之旅。看了不少学校。
《渥京笔记》也在这次旅程之后开始真正着笔。只是写了很久，也只写成一半，开始感叹自己的中文能力越发不如从前了。
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有些感触了。本命年过去，母亲忽然对我说，来年你就可以去谈恋爱了。我只是“哈”了一声。
经济环境依旧不好，谁知道明年我又会写出什么样的年鉴。

                                                           

 

实际上是我动心了。

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我能不能做一个脱出凡尘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

对于教义我只是会思考，而在此之前或之后，我还是普通的人：我对财富动心了，我对尊荣动心了，我对美色动心了，我对珍馐动心了。

自从到了这个城市，就似乎变得多话了。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些什么谈资，而对于那些我曾经都留过的城市之间的评头论足，是最常见的。

难得在夫子庙驻足，也仿效旧时文人雅客夜泊秦淮，虽没有那辞藻里的歌舞升平，单单是看着那两岸比肩的明清楼阁，还有时而舞动水面的斑斓霓虹，就难免多了些感慨。秦淮少了一些脂粉味，也少了一些沧桑感，却越来越像秦淮了。有时候只得自己一人享受这种乍现的景致，也是一种折磨。我对南京的念头，也是从那一刻，变得多了起来。

当路上顺道停留在苏州，短短数小时的就餐，忽然又尝到了这江南的青涩滋味。吴侬软语还是那么细腻，嗲得让人有些不知所措。葱烤鲫鱼还是那道必点的小菜——苏州人对这菜的自豪也会叫我们这外来人难免好奇——苏州小孩子第一次学会说“鲜得来”定然是从吃过这道菜开始。从拙政园的高墙外路过，就不自然地回想起那段稍纵即逝时境，还有那残篇的《拙政园笔记》。能反复记起的，还是那句：“拙者为政”。

闲聊时说起扬州，只是除了平山堂，大明寺，还有瘦西湖，似乎也就没有什么更多了解得了。那些年去了不少次，却每次都似乎来去匆匆。我对食物的热情，在编织记忆的过程中但是功不可没的：瘦西湖里的法海寺传出了有名的“小山和尚马鞍桥”；富春茶楼更是不用说，即便在南京，我也会忍不住想多尝一口滋味十足的“三头”。扬州出产绒毛玩具，各种各样，真的可谓琳琅满目。我也光顾过不少——只是现在，也不知道那些送人的礼物都留落到什么境地了。

然后便是厦门。除了南京，举家都回去小住几日的地方，就着这延入海的小小半岛了。父母似乎更喜欢那里，而对于我，就是在说不清楚了。有时翻看那篇《厦门印象》时，竟读不出一点儿喜怒哀乐的感情。可能又偏偏是这样叫人找不到情感的地方，才更适合长居。不用顾及那些似有还无的担子。

偶尔看见从西安来的人，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说上西安。那也是一座有担子的城。四四方方的城。于是当他们津津乐道着家乡的故事时，我便会多少也想起一些。博物馆里的犀角杯，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一见钟情”的对象。那是一种极美的感情，美到不可名状，细微又绵延不绝。大雁塔，在我去的那时，就已经有些倾斜了。当地人说是因为地下水位的问题，所以便令我连洗澡也洗的不安心。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从大雁塔上看下去，这个四方的城，到底是什么感觉。平地上看去这个耸簇这高楼的城，似乎是会叫人失望的。

后来人们问我渥太华时，我说那里有半年的积雪，和半年的春色。有一些东西是只能亲眼看见，才会觉得实在的。卡尔顿校园里激流的河水，还有初冬时满天弥漫的飞雪；运河上到了凝冰时嘻嘻闹闹的溜冰人群；公园里大大小小的冰雕和埋在雪里兜售的枫塘；还有铺上坚果和蜜糖的炸面饼。于是到了雪融的时候，便是一夜就看见了冰下的绿草，还有渐渐复苏的禽鸟。五月的郁金香更是不必说，美得灿烂。

——不过这些，都只是外人看来的。

走在南京的街头，人们还是那样跟得上潮流，没有几个人会闲来去秦淮河边感怀伤古一下。街头的卤味店门口总是排满了人，烤鸭，也是南京的特色。不是只有北京人才知道怎么吃鸭子的。还有粉丝汤，外地朋友来了，也都一定要尝一尝的。都是极简单的。

苏州人也没有那么多愁善感。观前也彻彻底底成了商业街。玄妙观不管带着多少道宗的历史，也只是坐落在那里，除了名字，大概本地人也嫌少出入那里。早上要是得空闲，就不妨去找一见面店，不见得要有名气的，只消要一碗龙须面，就能尝到苏州的味道了。

扬州当然是包子最出名。坐进茶楼，要一壶茶，来一笼包子，要是能装得下，再配上一盘汤汤水水的大煮干丝。外地人说要喝“龙魁珠”，那恐怕就真的只是外地人了。 

厦门的清晨有一股海风的味道。于是赶着天亮，在沿海的路上跑一跑。看着海滩上扛着竹竿拎着箩的渔人，还有远处缓缓行进的货轮。椰风有一种沙沙的声响，很脆，也很绵。

西安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上来的东西都是蓝边的海碗，哪怕是早饭。我在西安的时候正值夏天，热得冒火。老乡端上来的却是浇了红红辣油的酿皮。满满一碗吃下去，从额头到后背，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冒汗了。大家都是很随性的抹一把，甩甩手，彼此看一眼，然后大笑。

说的都是吃，其实生活在哪里都一样，终究离不开的还是一日三餐。渥太华自然没有那么多吃的，只是一个春末，我常常路过的那条路上忽然飘起了樱花。我才猛然抬起头，看见了这似乎几年都不曾注意到的樱树。还有墙角边零零落落的青色草莓。没有食物，生活也可以用一些平常的神秘填补。

实际上，南京终究只是南京。

苏州终究只是苏州。

扬州终究只是扬州。

厦门终究只是厦门。

西安终究只是西安。

渥太华也终究只是渥太华。

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在毫无知觉中感受这些的。

而对于我——其实，只是因为我动心了。

                                                                            

 

我在村子里的时候，人们把到多伦多叫做“进城”。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来说，多伦多是一个繁华的都市，熙熙攘攘。

 

等真正地来到了这里，便发现多伦多原来真的是多伦多。每一个角落都很多伦多。

 

      走在街上，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无休无止的车队；钻进餐厅，又到处都是高朋满座，入口的地方居然还有拿号排队的食客，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子；要买一杯咖啡，可能也要排上十分钟的长队，瑟瑟寒风，冗长的队伍也可以蜿蜒到店外；就连去看医生，都要等上一天，干干坐着，看着前面进进出出却不见减少的病人。在多伦多无论哪里都是一样，人满得很，熙熙，攘攘。

 

      BATHURST上有一个卖烤鸡的小店，从临街的玻璃里看进去，两个干练的中年男人就这么一直忙忙碌碌。放在街边的广告牌三个月来一直打着特价的告示，平平是烤鸡，这特价的却还比街口上超市里的贵上些许。对我来说，诱人不是那烤鸡，而是那一览无余透明烤箱。一盏灯悬在顶上，四面玻璃的烤箱，中间支上个轮轴和若干铁条，肥鸡就串在上面，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加热，翻转，出油，直到烤得酥黄。视觉上的美味往往比真正味觉上刺激来得更猛烈。眼看着这灿烂的油色，便难免动心要买上一只——烤鸡的香味总是那么熟悉——平凡得倒也不叫人弃嫌。有了肉，觉得配上酒才算是贴切。

 

      以搭配为名，我也不知道往家里搬过多少细碎的东西。镶着锡制花藤的水晶高脚酒杯就是这心血来潮的产物。本有一对。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其实我本不关心它到底能不能成双成对，毕竟轮到我喝酒的时候，也只会拿用其中一个罢了。偏偏是到另外一支跌得粉碎，才觉得只有一对才能叫人满足。因为不曾得到，所以才放不下。

 

      偶尔才会有心情去翻书，觉得书看多了，人就会变。《易经》说“一动不如一静”，又说“十动九衰”。一直觉得如果事情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那么它一定会向最坏的情况继续下去。所以便有借口说少看书得好，人可以活得很简单，又何必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是一直不赞成五光十色的繁冗的。

 

      我把《渥京笔记》的手稿又翻了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终于在空白的地方写下若干字：男人，女人，厨房，书信，政治，折腾。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对我在村子里的所有生活，便只能总结出这十二个字来——可以用来作为每一节的小题，然后继续写下去。我一直在拖，大概到了这个圣诞节，有可能完稿了。

 

      凌晨一点的时候，楼下那条小街上，还是时不时传来车辆来来往往的动静，夜里，就变得更加聒噪了。我大概再也不会有机会写下那种“晚上十点时街上已经少有人迹，除了一直不知疲倦的飘雪和点点昏黄闪烁街灯”的句子。那是只有在村子里才会有的冬夜光景了。

 

      这里，每一寸犄角旮旯都是那么的多伦多，一直这样，熙熙，攘攘。

                                                                                                                    

 

写字是一种非常要求心境的事情。心清如水的人才能写出像样的文字，无论文字本身是清雅脱尘，或者热烈如火，表象与内心实际上是可以无关的。所以我对靠写字吃饭的人难免有一种敬佩，与文字无关，只是心境。

 

我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想些什么。以至于需要翻一些看起来天马行空的东西来刺激一下思考的能力——对我来说，思考是后天的，因为我不能潜意识的去实践思考的行为。

 

见过那种笔耕不辍的人，就会多少有些向往的心情。其实写字本身与这个外在世界没什么关联，无非是一种物化内心的动作，笔记下来，只是为了不曾忘却的忘却。当人们记忆变得越来越差时，能有那过往的只言片语，便是无比的欣喜。这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不能理解的，但偏偏真的有目睹了太多人为此的笑容，多少，便不得不信了。

 

思想停顿是在某一个不能预计的时间内偶发的，但是它延续的后果可能是长久的。我喜欢尼采，是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其说我偏好这个实实在在的人，不如说我更在乎那些看来漂亮的名词：酒神，超人，超善恶的。或许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思想者，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死后的悲剧。在我这种人看来，他们的只言片语，比他们本身的存在，更有让我看上的理由。

 

尼采说“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卖淫”，因为他说“上帝已经死了”。其实喜欢尼采是一种悲剧，这种喜好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极端的东西往往惹人非议。其实真正看了尼采的书，倒是觉得他平和得很。或者是我的问题，或者是事实。

 

花了三年的时间看了三本哲学书，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善恶》和富尔基埃的《存在主义》。于是不经意间选的三本书，偏偏都传承这一条类似的路线，这就是命，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人们的自己的路上走下去，不自觉，是因为在那一刻不能自觉。假如在当下可以认知自己，又会怎样？多半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我们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刻选择了自己，而是在过往的每一分秒，注定了未来。

                                                                                   

 

雨，已经下了一整天；茶，也随着续了一杯又一杯。

 

如同其他的一切，码字是一种完全情绪化的东西。自从上一篇文字之后，我便开始堕落在情绪的五里雾中，寻不得方向。我开始挥霍自己的文字，变得毫不吝惜，眼看着写出来的东西，被反复删掉，一次又一次。

 

从三个月前就开始写下开篇的笔记，原本要打算记录我都留在渥太华那不再青春的四年青春，可是偏偏无法再继续——我借着酒精催化写下勉强满意的引子，其后，酒精也不能启发任何感悟了，所有的念头都凝固混淆在一起，然后分不开，理不清的头绪，所谓的纪念，也就成了不可言传的片刻激动。

 

来到大城市，对我而言，只是叫我有了一个比较，一个让我更怀念小地方的比较。我开始相信所谓心灵上的距离是由于生理上的距离才产生的——当环境变得太过拥挤，人心就开始浮躁起来。这个匆匆而过的城市，总是缺少了一些细微的什么，不可名状，而又叫人心心念念不能释怀。

 

其实人可以变得很容易满足。虽然不可能做到契珂夫所说的那样——被桦木棒子打了，却要万分庆幸不是被狼牙棒子袭击——只是当我们拥有的可能太多时，最简单的实现，往往变得珍贵。当朋友因为踏踏实实说了一通中文而倍感舒畅时，这的确触动了我。或许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于是顺理成章，我们所预备拥有的，已经拥有的，和正在拥有的都变得太多太多，多到不能承受，多到不以为然，这是一种快乐，无可厚非，只是也因此，我们的生活变得草率了。

 

埃及人相信金字塔是他们在死后通往天国的唯一通途，而天国的门口，除了称心的“真理羽毛”，还有两个必须回答问题：一个是“你得到了真正的快乐了吗？”另一个类似：“你给予别人真正的快乐了吗？”正是这两个问题，或许埃及人的金字塔里困顿了无数不能往生的灵魂——而我们，此时此刻，或许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困顿在我们自己的躯壳内，无所适从。

 

我继续坐在电脑前面，眼巴巴地看着光标在闪动，而忽然写不出一个字来。或许我就是这样，想到得太多，而不能成言，贪婪的心不允许舍下任何一个念头，无论是否重要，于是便找不到最简短明了的言辞去造句。我还是不能体会那种因为舍弃而得到简单的快乐。我也同样被困住了，只可惜，我的身，不如金字塔那么庞大。

 

我对于迟迟不写新文字的理由是找不到该有的情绪——人们说应该是一种从善的心。善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概念，一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于是善的本意，便回归到“无”，一种不刻意追求的心情。随心所欲地胡乱拼凑文字，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不受拘束，也无须为看客着想太多。

 

雨，依然在下，越落越急，我还是钟意这种听雨的情绪，在一种烦躁和安宁的界限上。

 

                                              

 

台湾人一向是精明的。

 

马英九在五月二十号无风无雨地就任了台湾所谓的“总统”——不可否认，他的当选，绝大程度上，要感谢陈水扁的“鼎力相助”——马英九长得漂亮，可惜缺了作为领导者该有的气魄。相形之下，谢长廷更有一些统帅之风，偏偏长得丑了些。不过，就像台湾自己说的，他们的政坛就像是娱乐圈，所以也就无可厚非了。

 

“深绿”的陈水扁扛着“台独”的大旗闹腾了八年，也就难怪人们会把“绿营”和“台独”挂上了钩。现在台湾变天了，来了“蓝营”的马英九，所以大多数人也就理所当然地幻想起来——“蓝”“绿”是对立的，所以马英九和陈水扁是不同的，那么，马英九是不会闹独立的。这个推倒很好，除了没有考量到漂亮的马英九之外，其它的都堪称完美。

 

陈水扁说马英九像小白脸。郝龙斌说小白脸是靠不住得的。那么，按照台湾人自己的推理逻辑，结论就该是“马英九是靠不住的”。

 

马英九不仅长得比陈水扁好看，更想把事情做得好看。初上位的马英九知道那没有投给他的五百万票，在这弹丸小岛上，足可以毁灭他的一切荣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和“绿营”在一起，坚持所谓的台湾本土，才能保住这个“总统”宝座。可是他偏偏又开出了一张竞选的政治支票，一张只有北京政府首肯才能兑现的支票。“包机直航”和“陆客来台观光”成了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个信用考核。这一刻估计没有人比他更为难，一边是绝不能明目张胆地推动“台独”，一边是五百万人的岛内安定，精明如马英九，的确是想到了更精彩的应对之策——在国际上行销台湾文化。

 

在五月二十二号的记者会上，马英九如是说“……我们要设立“台湾会馆”，在全球各地来行销台湾的文化，又譬如说我们希望设一个“台湾奖”，实际性质上应该像诺贝尔奖，但是是以文化为主的……”马英九要做他的“‘文化’总统”，因为他深谙运用“文化”之道的奥妙——

 

台湾人一向善于行销，只是这次，他们把商业的手段用到了政治上——推行所谓的“台湾会馆”，就是隐性台独！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在相同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所拥有的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根本象征。

 

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斗争都是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直到近代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以追求文化的独立作为最终目标——除非拥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象征，否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

 

如果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独立，都是从形式上的独立开始，然后达到文化独立的话，那么马英九就是想反其道而行之。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既然国际社会不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就由台湾人自己先把台湾文化和中国文化切割开来。等到世人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形式上的独立，也只是水到渠成。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陷阱，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黑洞，一旦掉进去，谁也别想爬出来。我曾经和我的教授讨论到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时，我说，“如果台湾要建立它自己的文化，并且独立在中国文化之外，那么台湾究竟是中国的台湾省，还是一个已然独立的台湾？”他想了想，说，“一个独立的台湾。”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大多数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文化独立”背后的力量——试想一下，如今，我们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个“中国会馆”，然后紧挨着，再盖一个“江苏会馆”，那么江苏到底是中国的一个省？还是和中国一样，成了一个平起平坐的国家？

 

马英九终究还是靠不住的。他耍了一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伎俩，玩了一把“文化”，更是想 借着“文化”的幌子玩“独立”。他的算盘很简单，如果能把其两岸施政重点落到“不统”这个基点上，又能在文化上得以落实，那么他就在世界面前宣扬了一个不属于中国的台湾，一个两岸疏离感日增的台湾。

 

如此一来，北京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将日益严峻，统一的终极目标就成遥遥无期；而台湾的所求的形式上的独立，有了行销“文化”的基础，自然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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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藏地建的塔，总算完工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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