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村子里的时候，人们把到多伦多叫做“进城”。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来说，多伦多是一个繁华的都市，熙熙攘攘。

等真正地来到了这里，便发现多伦多原来真的是多伦多。每一个角落都很多伦多。

      走在街上，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无休无止的车队；钻进餐厅，又到处都是高朋满座，入口的地方居然还有拿号排队的食客，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子；要买一杯咖啡，可能也要排上十分钟的长队，瑟瑟寒风，冗长的队伍也可以蜿蜒到店外；就连去看医生，都要等上一天，干干坐着，看着前面进进出出却不见减少的病人。在多伦多无论哪里都是一样，人满得很，熙熙，攘攘。

      BATHURST上有一个卖烤鸡的小店，从临街的玻璃里看进去，两个干练的中年男人就这么一直忙忙碌碌。放在街边的广告牌三个月来一直打着特价的告示，平平是烤鸡，这特价的却还比街口上超市里的贵上些许。对我来说，诱人不是那烤鸡，而是那一览无余透明烤箱。一盏灯悬在顶上，四面玻璃的烤箱，中间支上个轮轴和若干铁条，肥鸡就串在上面，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加热，翻转，出油，直到烤得酥黄。视觉上的美味往往比真正味觉上刺激来得更猛烈。眼看着这灿烂的油色，便难免动心要买上一只——烤鸡的香味总是那么熟悉——平凡得倒也不叫人弃嫌。有了肉，觉得配上酒才算是贴切。

      以搭配为名，我也不知道往家里搬过多少细碎的东西。镶着锡制花藤的水晶高脚酒杯就是这心血来潮的产物。本有一对。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其实我本不关心它到底能不能成双成对，毕竟轮到我喝酒的时候，也只会拿用其中一个罢了。偏偏是到另外一支跌得粉碎，才觉得只有一对才能叫人满足。因为不曾得到，所以才放不下。

      偶尔才会有心情去翻书，觉得书看多了，人就会变。《易经》说“一动不如一静”，又说“十动九衰”。一直觉得如果事情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那么它一定会向最坏的情况继续下去。所以便有借口说少看书得好，人可以活得很简单，又何必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是一直不赞成五光十色的繁冗的。

      我把《渥京笔记》的手稿又翻了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终于在空白的地方写下若干字：男人，女人，厨房，书信，政治，折腾。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对我在村子里的所有生活，便只能总结出这十二个字来——可以用来作为每一节的小题，然后继续写下去。我一直在拖，大概到了这个圣诞节，有可能完稿了。

      凌晨一点的时候，楼下那条小街上，还是时不时传来车辆来来往往的动静，夜里，就变得更加聒噪了。我大概再也不会有机会写下那种“晚上十点时街上已经少有人迹，除了一直不知疲倦的飘雪和点点昏黄闪烁街灯”的句子。那是只有在村子里才会有的冬夜光景了。

      这里，每一寸犄角旮旯都是那么的多伦多，一直这样，熙熙，攘攘。

写字是一种非常要求心境的事情。心清如水的人才能写出像样的文字，无论文字本身是清雅脱尘，或者热烈如火，表象与内心实际上是可以无关的。所以我对靠写字吃饭的人难免有一种敬佩，与文字无关，只是心境。

我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想些什么。以至于需要翻一些看起来天马行空的东西来刺激一下思考的能力——对我来说，思考是后天的，因为我不能潜意识的去实践思考的行为。

见过那种笔耕不辍的人，就会多少有些向往的心情。其实写字本身与这个外在世界没什么关联，无非是一种物化内心的动作，笔记下来，只是为了不曾忘却的忘却。当人们记忆变得越来越差时，能有那过往的只言片语，便是无比的欣喜。这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不能理解的，但偏偏真的有目睹了太多人为此的笑容，多少，便不得不信了。

思想停顿是在某一个不能预计的时间内偶发的，但是它延续的后果可能是长久的。我喜欢尼采，是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其说我偏好这个实实在在的人，不如说我更在乎那些看来漂亮的名词：酒神，超人，超善恶的。或许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思想者，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死后的悲剧。在我这种人看来，他们的只言片语，比他们本身的存在，更有让我看上的理由。

尼采说“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卖淫”，因为他说“上帝已经死了”。其实喜欢尼采是一种悲剧，这种喜好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极端的东西往往惹人非议。其实真正看了尼采的书，倒是觉得他平和得很。或者是我的问题，或者是事实。

花了三年的时间看了三本哲学书，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善恶》和富尔基埃的《存在主义》。于是不经意间选的三本书，偏偏都传承这一条类似的路线，这就是命，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人们的自己的路上走下去，不自觉，是因为在那一刻不能自觉。假如在当下可以认知自己，又会怎样？多半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我们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刻选择了自己，而是在过往的每一分秒，注定了未来。